隐私权很重要。我已经论证过，中国人对隐私的重视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对权利的捍卫，所以他们难以把隐私权的概念推向面对企业和政权的场景之中。而我当时没有讨论到的是，中国人同样没有把隐私权的概念推向亲密关系的场景之中，而这就导致了中国亲密关系中一个非常普遍同时也非常有毒的实践：视检查伴侣的手机为正当之事。本文旨在反驳这一实践的合理性并分析其成因。
亲密关系中的隐私权让渡
在进入亲密关系后，人们必定向对方让渡了自己的隐私权。但究竟是部分的隐私权还是全部的隐私权？由于现代国家现成的法律可能不会对此做出直接规定，所以这似乎服从于集体心理和文化。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认为自己进入非婚浪漫关系或婚姻就意味着自己向对方让渡了全部的隐私权；而许多中国人似乎认为自己一进入亲密关系就意味着获得了一张获取对方所有信息的通行证。
一般来说，有一些领域的隐私权是必定要被让渡的，否则这样的亲密关系简直无法被理解。双方的财务信息、生活空间、人际关系和身体隐私都必须被让渡给对方。他们不一定要完全合并财务（见我对财务合并模式的讨论），但至少要知晓对方的基本财务情况。他们也可以暂时分居，但是对方必须取得对自己的生活空间的通行权。他们可以有各自的朋友，但是不能阻止对方结识自己的朋友。当然，自己的身体隐私权也应该被“让渡”给对方，因为性爱就意味着双方的身体隐私权都被交出。
那么，伴侣是否有权利查看自己的手机呢？更具体地说，这里显然指的不是拿自己的手机玩一把《王者荣耀》，而仅仅是查看聊天记录、社交媒体记录和购物记录等各种个人隐私信息，而且以查看聊天记录最为典型。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行为和两种关系类型。两种行为分别是偷偷查看和当面要求查看，而两种关系类型则是非婚浪漫关系（也就是中文里的“情侣“）和婚姻。下面的表格展示了当代美国中产阶级人士对它们的一般态度：
| 偷偷查看伴侣手机(Snooping) | 当面查看伴侣手机(Checking in person) | |
| 浪漫关系 | 极度禁忌。被视为“病态的不信任”，一旦发现常导致直接分手。核心逻辑是：如果你查我，说明你不尊重我的独立人格。 | 极罕见。会被视为“控制欲强” (Controlling) 或“情感虐待”的早期迹象。人们普遍认为隐私不应作为筹码。 |
| 婚姻 | 严重的信任违约。即便法律上是配偶，隐私权在文化心理中依然有效。这种行为通常是婚姻咨询（Counseling）或离婚的前兆。 | 较低频且有边界。夫妻可能共享开机密码（为了便利），但极少进行“聊天记录审计”。如果一方强制要求，会被视为婚姻失衡。 |
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到，在美国人的观念当中，进入亲密关系并不意味着自己让渡了所有的隐私权，尤其是没有赋予对方查看自己的聊天记录的权利。反过来说，无论是对方未经允许偷偷查看自己的手机，甚至是当面胁迫要求查看手机，这不仅意味着对自己隐私权的侵犯，同时也意味着当下的这种关系是有毒的和不健康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人看来，当面被胁迫查看手机这种行为极度罕见，而且看起来是一种心理病态导致的行为。
显然，很多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但与其说是文化差异所致，不如说是中国人并未牢固建立权利意识所致。在中国，有些人常常逼迫自己伴侣交出手机，假若不从，就以分手为威胁。这种让人惊掉下巴的寡廉鲜耻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因为这表明这些人完全不尊重对方的隐私权，丝毫没有权利意识。
权利与爱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一对矛盾，而最好的办法永远都是取得和解。既不能片面地声张权利去打压爱（如部分女权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也不能片面地以爱的名义去取消权利（如许多中国父母和伴侣所做的那样）。
自动信任过程受阻
亲密关系中的相互之间的信任感非常重要。而假如一方失去了这种信任感，那么关系就会陷入危机。假如我完全信任对方，那么按理来说，我就不会通过定期检查对方的行为来不断地去确认对方的忠诚，而是自动地相信了它。这就像一个有着极高的质量信誉的企业，消费者会自动相信盖上这个企业的标志的产品是可靠的，而质量监管部门也不会大费周章频繁进入工厂检查。
一般而言，信用会被自动授予每一个人。诚如叔本华所说，“名誉都是预先作为信用给予每一个人的”，并且年轻人的名誉都是“信用贷款”，因为他们的名誉尚未得到检验，但是信用还是授予了他们。他还提到：
不管一个人是谁，他干的职业是什么，只要他破坏了诚和信，他也就永远失去了诚和信，随之而来的苦果肯定在所难免。
人生的智慧
自动信任过程不仅对市场经济运转至关重要（否则社会运行成本将高到难以想象），而且对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旦这个人通过某种行为摧毁了自己的信用，那么信用就很难被重新建立。一个人要像爱惜羽毛一样珍惜自己的信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曾经出轨过一次的人，哪怕这个人很长时间没有再出过轨，信任也难以完全恢复。再怎么去努力修复一个破裂的镜子，它也难以回到当初的样子。
当然，任何进入亲密关系的人都有责任显示自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不过，大多数乐于检查伴侣手机的中国人实际上并未经历被出轨。尽管每一段关系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人的确都值得信任，但我倾向于认为，检查伴侣手机这一行为如此普遍的原因是中国人的自动信任过程出了问题。在理想情况下，一个人的信用会被自动授予，这意味着自己会被伴侣自动信任，而自己也会自动信任伴侣，因此他们就不会通过检查对方手机这种极端手段来不断确认自己对对方的信任，并缓和自己的信任焦虑。
为什么自动信任过程受阻了呢？或者说，为什么中国人先验地无法信任自己的伴侣，为什么自己无法摆脱亲密关系中的不安全感？中国社会本来就难以建立信任关系，同时中国人的信用状况在国际社会中本来就较差，这种总体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国人的亲密关系的实践。但是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种社会学的宏观解释，而是个体心理学的解释。不安全感的表现是一种信任焦虑，正是这种焦虑驱使着人们去查看——无论是偷偷进行还是当面进行。
无论是弗洛伊德后期理论还是今天流行的依恋风格理论，焦虑的原因都被定位到了童年早期经验，也就是养育者（通常是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弗洛伊德认为是幼儿时期对担忧丧失养育者的恐惧导致了焦虑，而依恋风格理论则认为是养育者不一致的照顾方式导致了焦虑。假如遵照这些理论的话，我们就会把中国伴侣们的信任焦虑追溯到她们的父母上面——关于中国女性的普遍不幸的童年遭遇，我在《中国式女儿》中已经有过讨论。
圆满的浪漫爱情有助于人们在滋养中得到疗愈，这有助于他们渐放下焦虑。但是这提出了很高的——或许是过高的——要求。当人们被要求交出手机时，他们也很难不经历对遭受这种不信任的厌恶和厌烦，也因此很难通过各种爱的方式去疗愈对方的早期创伤。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也有义务成为心理咨询师，而亲密关系也不应该承担心理治疗的重担。
结论
我发现自己完全赞同美国人对待亲密关系中的隐私权的态度，并且这种态度自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谢天谢地，我没有经历过那种把查看手机这种恶习正常化的关系，而且我非常反感从各种渠道道听途说而来的查手机的实践。
耐人寻味的是，检查伴侣的手机的人似乎大多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在中文互联网的这个话题上，女性发出了最大的声量。这也就导致了一个相当匪夷所思的双重标准的现象：女性以一种大义凛然的执法态度要求男性交出自己的手机以供自己查看，但假如同时男性要求女性交出手机给自己查看时，她们又会百般不乐意——难道自己不值得信任？你才不值得信任！假如一方的所有隐私信息是对另一方单向透明的，那么这种关系里的权力关系就是显而易见的。
检查伴侣的手机是一种恶习，因为人们并未在亲密关系中让渡全部的隐私权。假如偷偷检查是一种顽疾的话，那么当面胁迫检查则是晚期癌症。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很多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人们把这种检查看成是正当之举，而且也把配合检查视作理所应当。这样，从现代观点来看，一种有毒的关系就这样形成并被维系，因为隐私权受到了肆意践踏。
驱使人们检查伴侣手机的动力是一种信任焦虑，正是这种信任焦虑导致本应正常实现的自动信任过程受阻。导致这种焦虑的原因可被诠释为这些人在幼年时期并未受到养育者的有爱的对待。虽然浪漫爱情的滋润有助于他们的心灵得到疗愈，但是假如焦虑和浪漫爱情是一对敌人的话，那么浪漫爱情并不是永远都能获胜。有时候焦虑会战胜浪漫爱情，并最终导致浪漫爱情的死亡和关系的解体。存在这种信任焦虑的人，最好是在进入亲密关系以前就让通过自我提升让自己得到疗愈，这样就可以尽量减少对他人和对自己的更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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