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许小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谋士，缺的同样是常识。”他详细讨论了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所缺乏的四大常识：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尽管许小年的一些具体表述或许过于绝对，但“四大常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什么问题。
许小年的“四大常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要尊重市场、不要迷信国家干预。但是这究竟是不是常识？
我们要先回到常识在语言上的起源。它是对英文的common sense的翻译，但稍微懂英语的人都看得出来，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因为sense不是“知识”的意思，而是“感觉”的意思，二者有天壤之别。法国的首都是巴黎，这是一个知识，但不是一种感觉。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中，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个知识。不过，我的一位朋友提醒我，“常识”的翻译在日语中的语感是对的，而中国是从日语中转借的翻译。无论如何，从中文的语感来说，对common sense的正确翻译应该是“常感”。接下来我将使用“常感”而不是“常识”。
准确来说，“要尊重市场、不要迷信国家干预”是常感（common sense），而不是常识（common knowledge）。实际上，在中国，具备“要尊重市场、不要迷信国家干预”这种信念的人可谓是相当少见的，所以这在中国肯定不是常识，但这意味着中国人普遍缺乏经济学常感，或更准取地说，缺乏基于常感的知识。
也就是说，这里要区分“常感”（common sense）和“基于常感的知识”（common-sense-based knowledge，以下简称CK）——我认为，“要尊重市场、不要迷信国家干预”不是常感，也不是常识，但却是一种CK。CK是从常感推论出来的，而不是常感本身，所以CK不是直接获得的，而还是需要在常感基础上动脑子。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具备“要尊重市场、不要迷信国家干预”这样的常感。
我们来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面包价格管制为例来讨论。由于巴黎的面包供应短缺，这自然地导致面包的价格上升，但巴黎的市民快要吃不起饭了，于是他们要么抗议，要么进入面包店强行以“合理价格”购买面包，要么干脆哄抢。价格管制政策虽然在政治上获取了短期的安定民心的效果，但总体而言是失败的，因为它导致了商品短缺和黑市横行，并还是导致了普遍不满。这一政策也在一年后废止。
由于在18世纪末，经济学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所以在公众之间不可能存在经济学常识，但是依然可能具有某种常感。具有常感的人会很容易想到价格管制政策的反噬性的后果，会很容易推测为什么商家会涨价，但当时的巴黎市民和政策制定者却只是看到了短期的生存利益和政治利益。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卡马拉·哈里斯在一百多天的竞选运动期间也曾提出了使用行政手段来平抑物价上涨的政策构想——她称之为“反哄抬物价（price gouging）”——这一构想震惊了经济学家。《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观点文章是很有道理的：《当对手称你为“共产主义者”时，或许不该提议实施价格管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哈里斯缺的也是经济学CK。顺带一提，哈里斯获得的最高学位是加州大学旧金山法学院法学博士，并且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检察官。
显然，作为消费者，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者，没有什么人在看到物价上涨时不会觉得不满，而希望物价下降当然也是一种常感，但是以强制手段平抑物价却绝对不是常感。前面已经提到，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的惊恐感是一种普遍具有的感受，从而是常感；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迅速跑过去要拉住那个小孩，实际上，大多数人可能会被惊恐感吓得一动不动，而不是冲过去救援。另外，尽管消费者普遍希望物价下降，但是商品生产者和出售者却不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自己的成本往往也在上升，所以自然地要求物价也上升——所以就连希望物价下降是不是常感也是很有争议的。
现在，我们来进入户晨风的话题吧！但要先提请注意的是，我并不建议人们过多地看户晨风的直播视频，因为它提供信息的效率实在太低，而且充满了各种毫无意义的甚至盛气凌人的话语、废话和人身攻击。而假如跟他“连麦”的人是一个所谓的“低认知”人，那么整个直播就成为了一场令人难堪的灾难。
户晨风给我的印象是，作为一个高中毕业而没有读过大学的人，他在CK上有很大优势，而这无论是在高中学历这个群体还是博士学历这个群体都是很匮乏的。低学历人群和高学历人群都很容易沉迷宏大叙事——尽管是出自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宏大叙事往往是跟CK唱反调的。
直截了当地说，在大多数社会和生活议题上，CK往往都是正确的，而过多的智识思考，假如这是跟CK唱反调，那么往往是错误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多数主张都跟CK背道而驰，而且也难以令人信服。
康德早就在实践理性领域承认了这一现象，他把“常感”称为“普通知性”：
因此，关于道德事务和义务，普通知性常常比思辨知性作出更正确的判断。
逻辑学
布鲁斯·G·查尔顿（Bruce G. Charlton）在2009年的一篇饶有趣味的论文《聪明的傻瓜：为什么高智商的人往往缺乏常感》中认为，社会和生活议题属于”进化上熟悉“（evolutionarily familiar problems）的问题，而基于直觉和情绪驱动的适应反应往往足以应付这些问题。过于依赖智力并提出与常感完全不同的方案则会导致不良后果，而且也会让这些人显得像是“聪明的傻瓜”。查尔顿的结论就是：“在社会和心理领域，普通人的常识判断往往比精英的时髦理论更正确。”
户晨风处理的问题大多是社会和生活议题，也就是基于常感便可得到正确回答的问题。户晨风之所以推荐特斯拉和苹果，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他说这些产品可以进行自由批评，而人们对它们的竞品们却没有这样的自由。人们可以根据CK推断，假如一个产品不允许自己在网络上公开被批评，并且动辄要删帖、封号、发律师函甚至起诉，而人们很容易设想这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户晨风对私有化的推崇，同样是出自CK。我甚至认为他移居成都的决定也是出于CK。如此等等。
推崇私有化在中国其实是非常反常识的，大多数985毕业生都不会赞同，更不用说其他受教育群体的人群。当然，人们不能指望户晨风在给出支持医疗和教育私有化的理由时会得出跟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精彩的论证。出于学历因素的原因，他不可能给出好的系统的论证，但是他给出的理由在传播这种理念方面——尤其是给所谓的“低认知”人群——已经够用。
我想起户晨风与一位复旦经济学博士生的讨论直播视频（这里有一个YouTube链接，还有一个B站视频）。当然，这段视频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价值的信息，因为户晨风一如既往地盛气凌人、缺乏教养且容易引开话题，并且实质上户晨风暴露出了自己经济学专业知识的不足，而那位复旦经济学博士生则体现出了自己的谈吐与风度。在增值税的最终负担者方面，二人显示出了CK与专业知识的争端，户晨风认为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而复旦经济学博士生则认为是企业。
不过，除了这位复旦经济学博士生，其他的沉迷于宏大叙事的硕士生们和博士生们的表现就没有这么好了。B站上有一个户晨风和诸位复旦博士生辩论的视频合集，这些视频使得B站用户们对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培养质量感到堪忧，并且为这些人掌权的未来感到担忧。但公正来说，这些跟复旦没有关系，只是跟高智商和专业知识导致的缺乏常感和缺乏CK有关系。而缺乏CK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并不赞同户晨风的所有观点。诸如苹果人/安卓人的社会分层理论，即便只是拿来娱乐也是低级的，而这跟CK无关。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居住在北上广深成都杭州武汉南京也跟CK无关。他反对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似乎也没有什么道理。在涉及到民众苦难的话题时，他会切断连线。他对敏感话题过于应激。他缺乏真正的辩论技巧和品德。他有投机主义的一面。不过，假如让我举出一个以CK为主的中国公众人物的话，那么户晨风便是一个绝好的代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如此流行——CK在中国是稀缺的，但又是被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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