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所理想的男性伴侣是什么样子的？是那种把“stay woke”写在自己的T恤上的男性吗？那种不具有所谓的“有毒的男性气质”的男性？那种第一次约会就提出要AA制的男性？
答案或许让有些人意外：她们依然是被具有“善意的性别偏见”（Benevolent Sexism，以下简称BS）特征的男性所吸引。女权主义女性和非女权主义女性在择偶方面并没有什么明显差别。Gul和Kupfer于2019年在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发表了一篇颇为复杂的研究，它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女人喜欢持有善意的性别偏见的男性，尽管认识到他们可能是破坏性的？”研究者招募了数百名异性恋女性，让她们分派到五项子研究中，观察两位不同的男性并与他们互动（两位男性分别有 BS 和没有 BS）。
但这个结论并不让我意外。如果以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可以改变人的生理欲望，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研究者发现，女性发现BS的男性很有吸引力，这是因为BS的态度和行为是一个男人愿意投资的信号（保护、提供和承诺）。同时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的女性，知道BS的男性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么为什么女性还是会选择BS的男性呢？这是因为她们认为好处超过了坏处。研究者提出，女性的这种偏好与她的性别平等观念无关，因为低水平女权主义和高水平女权主义并不对BS男性的吸引力产生影响。它们的区别在于，高水平女权主义者对BS的破坏性估计得更强烈，但她们还是做了；而且高水平女权主义者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男性对自己的投资。这一现象不仅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一种观点：女权主义者无时不刻不处于“天人交战”之中，也表现出了她们精于算计的一面。
我认为，这项研究在更大意义上发现了所谓的社会建构论和进化论（一种本质主义视角）之间的分界线。女性对BS男性的倾慕，是无法用社会建构论来解释的，而只能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建构论只能解释女性发现了BS的破坏性，但是这种观念根本无法阻挡来自灵魂深处的东西。
这项研究很快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心理学家David Ley在Psychology Today对该研究的一篇介绍性博客文章中，直言不讳拟定了这样的标题——《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偏见的男人比 “觉醒”的男人更性感》。他指出善意的性别偏见包含以下一些要素：
女性应该被 “放在一个宝座上”。
女性应该受到男人的珍惜和保护。
男性应该愿意牺牲自己来供养女性。
女性比男人更有德行。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高雅、更纯洁。
旋即，这篇博客文章在网上引起了其他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它误解了那个研究，但这些批评者并未对研究本身有所质疑。一个批评认为该研究没有涉及到所谓“觉醒”（woke）的男性。另一个批评认为该研究只是发现愿意投资的男性更具吸引力，而非BS的男性也可能是愿意投资的。
我认为，这里涉及到我们如何定义非BS的男性的问题。该研究的确没有对BS和非BS做精确的定义，但是它提供了一些示例，并且用于研究过程之中。一个非BS的男性是这样的：
马克坚信，人们可以在生活中获得真正的幸福，即使他们没有与另一性别的成员发生浪漫关系。他觉得没有女人的爱，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特别是如果一个人有了个人成就。他相信，在纯洁性或道德感方面，两种性别都不占优势。他认为女人不应受到男人的珍视或保护，就像男人不应受到女人的珍视或保护一样。他认为女人不一定要被她的男人摆在一个宝座上。在发生灾难或紧急情况时，他认为一个人的性别不应成为决定谁先得到帮助的因素。
相反，一个BS的男性是这样的：
马克坚信，如果不与另一性别的成员发生浪漫关系，人们的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幸福。他觉得，无论一个男人有多大的成就，如果没有女人的爱，他作为一个人就不可能真正完整。他相信，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更纯洁，她们往往有更高的道德感。他认为女人应该受到男人的珍惜和保护。他认为，女人应该被她的男人放在一个宝座上。在发生灾难或紧急情况时，他认为女人应该在男人面前得到帮助。
在历史上和电影艺术中，泰坦尼克号中“妇女和儿童优先”的故事便是善意的性别偏见的典型体现。虽然不是全部但是相当多的男性在那个关键而混乱的时刻遵循了让妇女和儿童先上救生艇的原则，即便他们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生存率变得渺小。
研究示例中的非BS的男性，显然就是一位“觉醒”的男性，或一个“女权男”。而BS的男性，则体现了西方传统的绅士风度和男性对女性的骑士精神。那么，一个非BS的男性是否会像一个BS的男性那样，愿意为一位女性投资呢？看起来不太会。因为一个非BS的男性会强调女性的独立平等，即便是处于亲密关系中——而这种态度几乎肯定意味着这个人并不会像BS男性那样为女性投资，因为他们不认为女性需要男性的保护和珍惜，也容易认为双方需要分摊付出。非BS的男性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约会要男性买单，而不是AA；他们当然不太可能想到要帮女性打开车门。没有了BS这种态度，注定就会较少地发生投资。强调独立平等，在亲密关系的语境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分疏的意思，因为亲密关系强调的是依赖。所以，我认为Ley的文章没有出现错误，而它的批评者们也并非心理学家。
我在另一篇文章《什么是男性意识的觉醒？》中并不要求一位男性成为非BS的男性或女权主义男性。在其中我特别提及亲密关系中的“权力”问题，实际上，有限的权力在亲密关系中是利大于弊的，甚至是可以并不体现任何坏处的。从某种角度上说，BS对女性的长远发展的确有坏处，但从其他角度来看就并非如此了。
可见，性吸引力的偏好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是互不相干的，尽管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相关的。政治和生活是两码事。这个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它告诉那些现在深受女权主义影响的异性恋的男性朋友们，要搞清楚自己的吸引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你如果想提升自己的吸引力，这肯定意味着要谨慎对待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女权男，并不意味着你会成为一个好伴侣。
我有一个困惑是，为何一些女性会被假扮成女权主义者的男性“骗炮”。据说前段时间在北京大学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类似的事情在小粉红圈和左派圈之中都发生过。我的猜测是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掩饰的战略，而那些男生的战术仍然是典型的“Pickup Artist”式的，而后者几乎肯定意味着性别偏见，而且这种性别偏见甚至可能不是善意的！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反女权的男性因为彩礼之类的问题跟女权主义者发生争吵。实际上，彩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投资（当然，这种投资是非常畸形的），所以许多女权主义者也会维护自己的这种古老的“权利”，而这种维护展现了中国女权主义者最伪善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不只是物质的投资，精神方面的投资更加重要。这意味着一个BS的男性会把自己的更多注意力集中在伴侣身上，这就是该研究所说的“保护、承诺和提供”。我很期待看到BS和非BS在亲密关系过程中的比较研究，尤其是BS与幸福的相关程度。
政治是政治，生活是生活。如果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那就还没有成为一个有完全教养（Bildung）的社会人。所以，一个人如果以为女权主义者在生活中也想要她们所呼喊的政治口号，那就大错特错了。部分反女权的男性、部分女权男和部分女权主义女性各自从不同方向上犯了这种错误。
很奇怪，为什么作者认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一定是女性且一定是需要伴侣的异性恋者？作者的答案可能是：男性不应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以及LGBTQ权利与女权的不相容。但这是一种倒果为因。不管（部分）男性及LGBTQ人士自己持何等态度，先用理论将这些人排除在外，自然就可以得出女权主义者=需要伴侣的异性恋女性这一前提，再来讨论这部分人的择偶倾向。
但问题是，上述过程是合理的吗？作者对女权主义者的界定，除了将其和“女性主义者”进行简单区分（即是否要推翻父权制）之外，就没有更加精确的论述，而只顾着批判（甚至有些地方不免有些混淆）。一位无性恋者是否可以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双性恋呢？当一位男士并非为了谋利，而是真诚地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不论他的思考水平如何），作者依据什么来否定他作为主体本身的思考？
（顺便一提，作者引述的文献中，的确讨论了女权主义接受水平与女性择偶倾向的问题，但该篇文献的标题关键词是：女性。也就是说，原文讨论的是异性恋女性择偶倾向，而非【女权主义者】择偶倾向，而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偷换概念。）
我并不知道作者对于上述问题会如何回答。但我想说，在LGBTQ这一问题上，你的态度堪称伪善。这篇文章，不管立论如何，都证明了一件事：你其实并不关心LGBTQ的主张究竟如何（即是否正确、如何实现），更逞论自己会为这一群体做什么，你只是把ta们作为你攻击女权主义的手段罢了。
在《性少数群体权利与女权主义无法兼容》一文中，你论述了“性少数群体对女权主义的依附”，并写道：“地下状态不一定要等于失语状态，但中国的LGBT群体显然是失语了。同时，一些LGBT人士依附在各种女权主义理论之下，借用各种浮夸的女权理论术语，错误地以为这些言之无物的且于己无关的东西能够给自己撑腰……中国LGBT群体应该尽快让自己从集体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从对女权主义理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让自己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一个简便易行的而且或许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就像女权主义者们已经和正在做过的那样，学习西方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并且大规模运用起来。”
我不知道作者是以什么立场来写下这些文字的。这也是我非常不能理解的地方。作者明明是在讨论公共议题，但好像不知道现实世界在发生什么一样，并且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政治要和生活分开。然而，这可能吗？在此地，在“北京同志中心”刚刚解散不久的今年，在清华大学分发彩虹旗的学生受处罚的去年，在LGBTQ组织的账户纷纷消失的前年，作者都在写作文章，但似乎对这些事件熟视无睹。我理解这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淡淡一句“中国的LGBT群体显然是失语了”，是否有些可笑？同理，也是在这里，作者目睹了舆论如何收紧，关于女性，连公共议题都只能讨论亲密关系、彩礼、穿衣自由，请问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是可以讨论的吗？常委的女性比例是可以讨论的吗？作者在讨论美国女权主义者的消失时，谈及了“良好的性别环境”，即女性处境的改善导致女权主义者的发声减弱了。那，为何不能承认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持续发声是因为这里的性别环境在持续恶化？为什么不首先思考如何改善性别环境，而只对发声者进行批判？
作者博客中的许多文章，因为不是论文，对于立论的严谨性，似乎也不应苛责。但正因立论不够严谨，在我看来也不值一驳。我只是想提醒作者，在东拉西扯批评“女权主义”的同时，多少也对自己引述的东西抱有一些同理心。
另外，仅仅作为一种善意的提醒，最新的短篇小说，作者对此的表述是：“前段时间有个陌生人不经意间对我说了句让我深省的话，我想到自己能对它做出的最合适的反应似乎是写一篇短篇故事……虽然极个别微小细节来源于我的生活，但是整个故事并不反映我自己，我也没有打算用它表达自己”。“整个故事并不反映我自己，我也没有打算用它表达自己”这种话不会有任何效力，因为小说一定是作者思想的反映。我想这一点作者能够理解。
所以——从这篇小说中，除了能看出作者对于浪漫关系的一如既往的（无聊）思考，以及对相亲的一如既往的厌恶外，作者可能还有转码美国梦吧，哈哈，just kidding，祝好。
写文章或者授课主要表达普遍性和公共性，但人际沟通完全不同，它主要涉及特殊性和私人性。实在不行，你给我写邮件也可以，即便是发这些同样的内容。而且你的确涉及到了某些私人性质的揣测，这些内容不适合放在一个公共网站。
但是你的确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我简单地做一些解释。以下回复与其说是写给你的，毋宁是说明给所有人：
1、由于论文的确考察了女权主义观念强度与男性吸引力的关系，并且发现了高水平女权主义者还是选择了BS男性，尽管更清楚地意识到危害。那么，无论是这篇文章的主题，还是我提到了另一篇心理学家的普及性文章所涉及的主题，都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这是我和那位作者各自认定的该研究最重要的发现。
2、有意思的是，好像该研究选取的233位女学生，仅仅只是排除了非异性恋或未能通过注意力检查的人。不过参加各个子研究的人要少些，但也都是招募来的。只是让她们“想象”约会，而不是真的去约会，她们都顺利完成了实验。当然，这不意味着她们真的在自己生活中需要伴侣，但是这是很大概率的事情——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过了，几年前，一项美国的调查显示，88%的人不是在亲密关系中就是想要亲密关系，剩下12%表示不想（可以想象他们有各自的个人原因）。再结合我们对演化心理学的了解，那么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想要亲密关系。这也就是The Need to Belonging。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许多人不想要亲密关系的现象，那一定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
3、东亚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独特变种，这里产生了一种不谈恋爱不结婚的口号。但是这种现象在西方女权主义中根本不占主流。实际上，中国女权主义者中也有一些人是西方女权主义者，而非东亚女权主义者。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东亚女权主义的诸多口号都是一种对生活的自我破坏或自我毁灭。
4、我批评女权主义，尤其是东亚女权主义，是我在履行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职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问题正是在于，知识分子过于同情左派思潮。我跟身边很多男男女女交流过，他们都意识到了女权主义的问题所在，但是不关心，也懒得发声。有位朋友也说，因为她是女生，所以她会同情，尽管不同意；有时候给她发去一些女权奇葩言论，她也会感到震惊。由于我是中文互联网中为数不多的不是以耍流氓的方式批评女权主义的人，我觉得这对整个文化世界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我已经讲过了，这是我在写文章或授课时的履职，在生活中我不是这样的。
5、改善性别环境有很多办法，由于我的个人兴趣和取向，我的主张是广大中国男性先从精神上恶补中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而西方却有的骑士精神和绅士风度（也就是本文的BS），进而再谈论其他问题也不迟，同时从心理上提升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以及对浪漫爱情和婚姻的意识。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我认为骑士精神和绅士风度是不可跳过的。也就是说，我的着眼点在男性身上，而不是女性。
6、浪漫爱情是两种性别的最好的粘合剂。
谢谢，我在你的回复中感到了新的冒犯，并且并不能理解你在第一点中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为什么不私下沟通——但为什么要？一，我们在讨论公共话题。二，我不认为有什么私人性质的揣测，如果你指的是最后一段，那么所有针对作者本人来分析的文学评论都成了私人性质的了。三，我从来不知道我和作者之间存在私怨，更谈不上“我们之间的问题”。这点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就这样，你可随时删掉我的评论，我也无意再针对你的观点进行反驳，祝好。
你是对的。欢迎继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