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知名人士都有牢狱生活的经历，并且在出狱后讲述自己如何度过牢狱生活的。这些人往往都是“良心犯”，也就是因为政治原因被一个专制政府抓进监狱的。毕竟，那些真正有过刑事犯罪的人即便讲述这些故事，他们的真正的犯罪经历也使得这些故事难以获得激励人心的效果。
长时期的牢狱生活往往会导致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的永久性受损。但是，一些人通过某些方式使自己尽可能少地降低了损害。众所周知，其中一种做法就是强迫性的使用自己的大脑，诸如背诵和翻译诗歌，想象自己在某处漫步，等等。
许多人的著作是在狱中写成的，包括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和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是的，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名单里加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关在西伯利亚，那里条件恶劣，没有写作的条件，但是他在狱中积累了写作的素材。但是，写作只是读过牢狱时光的一种方式，而并不适合所有人。
接下来我要讲述一个人的故事。他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一名二战时期的德国军官，并且是在从文理中学毕业后参军的。他叫西格弗里德·克纳佩（Siegfried Knappe），1945年柏林战役中的德军指挥官魏德林将军的参谋军官。战役结束后，他被送到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的27号战俘营，但后来也被多次转移到其他战俘营。他一共度过了五年的铁丝网时光。
克纳佩后来写了一部回忆录（Soldat: Reflections of a German Soldier, 1936-1949，中译本名为《士兵：一名德国士兵的二战回忆录》），其中不仅记录了自己的参战生涯，尤其是至关重要的柏林战役期间的经历，而且还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战俘营的生活情况。在读完这本书后，我意外地发现恰好是战俘营生活的部分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克纳佩自己并未犯下任何战争罪行。我之所以敢这么肯定地说，是因为苏联方面一直在搜罗材料来寻找战俘中在苏联犯下战争罪行的德国战俘，而克纳佩能够在一波又一波的提审中过关，这说明他的确是“清白的”。根据他的自述，他在战争中还制止过自己的部下殴打犹太人。直到战争结束后，克纳佩才从苏联人那里得知犹太人大屠杀，而且起初他认为奥斯维辛是苏联人的宣传，以此来诱使他们这些人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克纳佩唯一知道的集中营是达豪集中营，但他并不知道那里有人死亡，而且也不认为那里关押了犹太人。
克纳佩的运气很好，他所在的战俘营不是劳改营，不需要参加劳动。这个战俘营关押的都是高级别人士，主要是少校以上的高级军官，来自各个轴心国，但主要都是德国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战俘营也有一些平民，它们是因为自己显赫的身份和地位而被关押在这里的，包括科学家、学者、外交官、艺术家。
在电影《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2004）中，克纳佩就是跟在魏德林将军身边的那位青年军官。本文开头的图片就取自该电影。克纳佩本人于2008年在美国去世。不过，电影剧情跟克纳佩的回忆录的柏林战役部分的出入很大。根据克纳佩的回忆，他当时见过希特勒。但在电影中，克纳佩被地堡守卫拦住了。电影几乎没有采纳克纳佩的说法。
饮食与起居
战俘营每天早晨6点把所有人叫起来清点人数，有时候很顺利，而有时候因为计算错误要重新清点。清点人数并不是按人名的，而只是计算数字。清点结束后，有时候会宣读新闻，当然，这些新闻是被高度筛选的，由指挥官用俄语进行宣读，然后由战俘中的“积极分子”进行翻译。
每天三顿饭，每顿饭都是一碗汤，里面有白菜叶，运气好的话有一块肉或一条小鱼。鱼往往是原封不动进去的，没有去处内脏。而至于肉，则毛发、眼睛和鼻子等都没有去除。战俘们不得不强忍着吃下去。每顿饭后会得到味道很淡的茶或某种仿制咖啡。除此之外，每天还能得到300克面包，但其中200克是水。还有30克白糖和20克油脂。总的来说，每天的事物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但克纳佩也承认，战俘营里的人很少生病。高级军官还可以每天得到10支香烟，而自愿参加劳动者也可获得10支香烟。
晚上，俄国人会用大喇叭播放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节目，而战俘们也可以趁此机会听到古典音乐。
厕所就是在空地上挖了一个坑，每两周清理一次。——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设施是非常可怕的，但那个时代的人往往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床铺非常拥挤，据说只有自己睡觉时翻身，毕竟会压迫到睡在两旁的人。
由于高级军官可以不参加劳动，所以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些无所事事的。许多人的确在这种铁丝网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变得两眼呆滞。有些高级军官会自愿参加劳动，这样可以到外面的地方转转。
假如无所事事是无聊，而劳动是痛苦的话，那么这就是叔本华所说的，在无聊与痛苦之间摇摆。克纳佩说：
那些既不参加劳动又无所事事的人——他们只是躺在那里，脑子里想着食物和家人——开始退化了。用不了几个月，这些犯人就将失去产生或接受意见的能力。
那么，克纳佩自己是怎么做的呢？
集体活动
他们会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讲座。之所以可以这样，因为战俘中有很多专业人士，如神学家、外交官、会计师、律师、作家、商人。根据克纳佩的记忆和例举，他参加过园艺学、会计学、经济学、历史学、工艺和音乐的讲座。而准备讲座的人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的记忆来组织内容和展开讲述，因为没有任何课本。
他们还会举行研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加入某个研讨小组，这些小组往往定期举办研讨。克纳佩参加了桥牌、象棋和法律研讨小组。发起法律研讨小组的人是一位前德国法官。
还有各种语言学习小组，因为这个战俘营有来自各个轴心国的战俘。克纳佩自己提高了法语和英语能力，并且学习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并且尝试着学了一些俄语。
他们还打纸牌。纸牌是现成制作的，而材料是从通过去工厂劳动的战俘从俄国工厂偷出来的，而战俘营管理者默认了这种行为，因为战俘们有事可做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坏事。
战俘们还制作了象棋并组织“象棋国际锦标赛”，而战俘营管理者也会帮忙组织，因为他们也喜欢下象棋。根据克纳佩的说法，他代表德国队参赛，而每次比赛他都是冠军。
克纳佩说，自己并不感到无聊，因为各种集体活动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但是他也承认：
这只是为了生存而作出的绝望的尝试。尽管在这座战俘营里待了近五年时间，但我依旧不愿意让自己的囚禁生涯过得沉闷无比。只有在我想家时才觉得日子很难捱，其他时候，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每当情绪低落时，我便提醒自己，大批各种军衔的德国军人此刻正在残酷的劳改营里劳累致死。
克纳佩的战俘营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铁丝网内部的大学生活。讽刺的是，虽然战俘营的生存条件一般来说要比普通监狱更加恶劣，但是一个拥挤的、人才辈出的战俘营却也带来了丰富的集体生活，而这种集体生活可以使得战俘们不用在无聊之中逐渐丧失生活希望。
政治
战俘营中的战俘们大致分为三个派别：大多数的中立派，少数的反对派和少数的积极分子。
克纳佩自己属于反对派。这些人拒绝跟苏联的任何形式的合作，但一般也不会冒着危险公开抵抗，而是沉默以对。克纳佩自己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种族主义者，而且对共产主义抱有深深的不信任。他属于第一批入侵苏联的部队。在入侵苏联以前，他认为，假如德军击败了苏联政权，那么俄国人民也会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在战俘营接受审讯期间，克纳佩也反复重申，由于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总体态度，他无法接受共产主义体制——而俄国人对此也表示了尊重，并不会试图把他洗脑成共产主义者。这跟中国所擅长的“思想改造”是不同的。
积极分子这个话题更有趣味。在克纳佩看来，那些成为苏联的积极合作者甚至对共产主义体制大家赞扬的人，要么其家乡是在德国苏占区，要么是想要获得更好的待遇和权力，要么的确是因为犯过战争罪行而感到害怕。而后两种人往往是非常狂热的。
值得注意的是，克纳佩点了一个积极分子的名字，他叫纳夫罗茨基，他以前是一位德国的大学教授，现在则卖力地宣传苏联和共产主义。克纳佩认为他是想在苏占区谋得一份高级职位。而另一位巴姆勒中将，则是因为自己害怕被引渡到挪威去受审，因为他曾经是驻挪威德军的指挥官。巴姆勒在被释放后成为东德的史塔西部门的成员。
政治宣传当然也是无处不在的：
俄国人对我们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工作，对此，我们人人感到情绪低落。他们的政治标语张贴在战俘营里，随处可见；无论我们待在哪里，睁开眼就能看见这些标语——营房、洗衣房、澡堂、厕所、行政管理大楼，无所不在！他们的理论是，如果某样东西一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它最终会在一个人的头脑中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就是他们操控人的办法。最终，“苏联是为了和平，美国是为了战争”不仅是一种观点，还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
苏联人也从莫斯科大学找来几个大学教授给这群战俘宣讲历史和政治哲学，但是效果不佳，以至于苏联方面取消了此类尝试。因为战俘们在听讲座时往往对讲座内容提出质疑：
如果你运用西方的主流文化来对付他们的学说，这些苏联式的学说面对各种质疑是站不住脚的。这就像宗教：你不得不在信念上接受他们的教义，要么就彻底将其摒弃。毫无疑问，在他们的脑中，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一切就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在俄国人的思维中，这两个人是不可能犯错的。我们发现，在他们的思维中，甚至不能理解其他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这一点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指出他们在逻辑上的错误时，他们无法自圆其说。他们觉得，我们提出的质疑和坚持的逻辑是对他们的嘲弄。我们当中也有教授，他们提出的问题对方甚至无法理解，因为精神上的束缚限制了苏联教授们的思维能力。因此，俄国人取消了这些政治哲学课，他们显然意识到，给德国共产党员讲授这些课程会更为成功。第一届东德政府的所有成员都曾接受过此类“再教育”，就在我们以前曾待过的同一座战俘营。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共产党员们盲目地接受了他们的信仰理论，而我们没有。
苏联的战俘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遴选可能为苏联工作的间谍，并且还会使用各种施加压力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克纳佩没有提到酷刑。酷刑实际上对于遴选间谍这个工作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个人即便在酷刑下屈打成招同意当苏联的间谍，但他回国后却很容易揭露自己在苏联所遭受的对待，而不是为苏联工作。许多人就在各种频繁提审式的压力和各种威胁手段下就范了。克纳佩评价道：
饥饿、绝望、恐惧、无助，这一切使许多犯人最终被制服。有些人受饥饿的影响比其他人更厉害。还有些人除了食物外，成日里什么也不想，最后，他们抛却了他们的自尊。外交官、将军、贵族、战争英雄——根本无法预料，为了一点点食物，谁将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曾看见过将军在厨房后的垃圾桶里翻寻土豆皮！我也很饿，我们每个人都很饿！但我总有办法将饥饿感驱逐出我的脑中。
独立思考
几乎所有从牢狱之灾中存活下来的人都会告诉读者，在监狱这个环境之中，强制性地维持思维的活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而且是必要的。
克纳佩在战俘营中反思过德国所犯下的错误，也系统地思考了共产主义相关的问题：
我系统地研究了俄国人提供给我们的资料，聆听了他们的演讲，与德国共产党员交谈，还拜读了图书馆中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书籍。另外，我还读了其他的一些资料，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让一群精英控制权力是一种更加明智的做法。我认为，如果让德国接受他们的政治制度，我们就是从一个糟糕的体制转变为另一个更糟糕的体制。
克纳佩还尝试跟战俘里的政治哲学专家进行探讨。但他发现这些尝试通常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感到这些知识分子的脑子在过去几年的铁丝网生活中已经变傻了、变得麻木不仁了。其中有些人变成了空想家，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克纳佩总结说：
只有少数人能理清共产主义的影响，并保持着明智的判断力。
幸运的是，1947年，战俘营里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从东德搬运了大量的书籍过来，在经过苏联方面和积极分子的两度审查后，留下来的主要是德国的文学名著，以及一些符合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还有各种法语、英语、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的书籍。他阅读了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但认为这不太符合逻辑。
克纳佩非常公正地提到，在战俘营中必须接近那些聪颖且具激发力的人：“与这些人接触，其价值远远超过获得更多的食物配给。”每个人都应该记住这句话。
至于那些强迫自己进行思考的人，克纳佩是这样形容的：
我花了大量时间读书，我认为这对保持自己敏锐的思维非常重要。那些不读书的家伙因此而变得迟钝，每天都过得茫然无措。他们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盯着前方，我们习惯了他们的凝视，对他们毫不理会。我们把他们这种状态称为“打瞌睡”。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也很重要，但是克纳佩对此提及得非常简单，这里只是引述如下：
俄国人不断地试图“接管”我的头脑，可信赖的友情则是我与之对抗的救星。对我们来说，保持坚强的精神状态非常重要。我可以跟一些亲密的朋友交谈，甚至讨论某些危险的事情，他们都很聪明，与我的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相仿。当我们当中的某位变得消极或沮丧时，我们其他人会感觉到，并赶去帮助他克服这种情绪。
但是在中国，你有多大的把握身边人不会把你的“危险发言”举报了呢？或许战俘营是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结论
本文并不想讨论德国军人的战争罪行或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问题，而只是想借由克纳佩所讲述的故事来讨论如何在战俘营这样的环境来生存的问题。克纳佩本人的确没有犯过战争罪（否则他不会被释放），也的确可能没有听说过犹太人集中营。但要说共产主义体制要比纳粹体制更糟，这或许很难成立。
过去关于牢狱之灾的生存的故事往往是良心犯或政治犯在普通监狱或者诸如古拉格这样的地方生存的故事。我们看到，相比于普通监狱和古拉格，克纳佩的战俘营生活有非常特殊之处。战俘们不需要参加任何劳动，生活是高度拥挤的，而且还有各种社会精英。这种环境极可能让人在无聊和精神折磨中逐渐丧失意志，但是也有可能提供了一种让人们可以更加安然度过这段岁月的方法。克纳佩很好地运用了战俘营的这种方式的优势。
对于普通人来说，克纳佩的故事也有启示。集体活动、政治、独立思考和人际关系对于生活在日常世界而不是铁丝网以内的人，也有参考价值。既然它们能够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中能够提供一种世俗的拯救方式，那么也应该能在日常世界中提供同样的拯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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