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对彩礼的讨论主要是观念性的，也就是试图从人文主义原则的角度来论证彩礼的不合理性。这里我所说的彩礼，作为父权制的一种典型体现，不仅包括狭义上的由男方父母支付给女方父母购买女儿的资金（最近中国的司法解释对彩礼有不同的定义，但这些定义并未抓住彩礼的本质），也包括与之附带的由男方出资的房产，由女方父母提供的跟彩礼配套的嫁妆，“五金”费等等各种费用，这些都是本文以及本博客所讨论的广义上的彩礼体系。
本文打算从一个更加贴近真实世界的角度来讨论彩礼，这个角度就是彩礼谈判。在现实世界中，彩礼的价格是经由彩礼谈判这一环节进行的。谈判的方法有很多，最直接的是由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直接当面商讨；而比较间接的则是由女方父母传话给女儿，再由女儿传话给男方，最后由男方传话给男方父母。目前，间接的方法是主流的方法，男方和女方是实际的谈判方，实质上是各自父母的谈判代表。
在不同的地区，谈判的复杂程度依据女方父母的出价自由程度而有所不同。在浙江很多地方，女方父母有相当的出价自由，比如假如他们听说女儿的男朋友是“外地人”，可能会直接出价两百万——这个价格的真实意图是阻止女儿跟这个人结婚。而假如女儿的男朋友是杭州人，而且在“体制内”工作，以及男方父母有权有势，那么出价就可能就很低，甚至于没有。所以，这样的彩礼谈判因为其灵活性而比较复杂。
但是在江西的很多地方，女方父母没有什么出价自由，彩礼的价格是标准化的——一个简单的数字，38.8万——这样的彩礼谈判就没有太多回旋的余地，男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议价空间。
一般来说，男方和女方是谈判代表，而背后的实际决策者却是双方的父母。但理论上来说，男方和女方并不是完全的傀儡，而是有一定的权力。他们虽然不是“全权谈判代表”，但也不是完全无权。具体他们有多少权力，则要靠他们自己来争取。
根据最近一些年的网上流传的以及大家身边听说的彩礼谈判案例中，我们不难得出这一观察结论：男方在自己父母前面往往拥有更大的权力，而女方在自己父母面前往往拥有更小的权力。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是，男方认为女方父母的出价过高，于是自己就据理力争希望能降低价格，但女方则摆摆手说，自己无法做出决定，只听父母的。
还有一种典型且屡见不鲜的场景是，女方自己就在主动索要高额彩礼，甚至自己的父母都浑然不知。著名的杭州38岁网红女硕士欧阳薇薇在万松书院要求88万彩礼，尽管她在批评声中逐渐降低了价格。一位浙大法学女硕士生给自己男友开了一份不平等的婚前协议，其中的主要内容都是彩礼，包括一辆二十多万的新能源汽车。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有一位女友，她要求他在杭州购置一套婚房（而当时正是杭州房价的最高峰），他短时间内难以筹措到资金，于是他们分手了。
以上就是当前彩礼谈判的两个典型场景，而其他的场景都不典型。我并不否认，很多女生在自己父母前面据理力争，要求降低甚至取消彩礼，而有些人甚至跟男友私奔了。我自己也听说过这样的案例，但这样的事在当前的中国并不典型，因为并没有在网络平台得到广泛传播。
我不想讨论女性主动索要高额彩礼的场景，因为这样的事情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主动越主动提高售卖自己的价格，那么就意味着她的人性越被商品化、越被物化，也就是越显得有限——而且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义愤。女性主动索要彩礼是一种纯粹的恶。我自己也已经提醒过，彩礼价格和浪漫爱情其实是负相关的，在金钱上越索取，那么在浪漫爱情上就损失得越多。从提出彩礼提议的那一刻起，爱就开始下头。
接下来我主要讨论女性失语的典型场景。
女权主义者们频繁地告诉我们，女性在过去的漫长历史中是失语的，而现在则到了要发出女性声音的时刻。——完全正确！但是，她们发出的声音应该是积极的荣耀自己的声音，而不是贬低自己的声音。所以，这样的声音不应该是主动维护彩礼甚至提高价格。
令人担忧的是，除了那些主动维护甚至提高彩礼价格的声音，很多女性在彩礼谈判中是完全失语的。也就是说，她们只是自己父母的出价的单纯的传话人，而没有自己的主观性（或主体性）。如果你去问她们，假如你真的爱你的男友的话，你应该一起承担双方的责任和负担，为什么你不在自己父母面前据理力争？她们或许会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你，回答说：“这怎么可能呢？”也就是说，她们似乎完全缺乏主观性的概念，缺乏自由意志的概念，也缺乏在父母前面抗争的概念。
为什么女性会陷入这种缺乏主观性的境地？这里有很多可能的解释，福柯主义者或许会说她们已经内化了父母对自己的规训，弗洛伊德主义者或许会说这是她们长期的性压抑所导致的。我在《中国式女儿》中也有一些讨论。总之，中国女性没有在自己父母面前生长出足够的主观性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但这里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种可能性：一方面，这些女性已经或多或少意识到彩礼的不合理性，意识到彩礼在损害自己的浪漫爱情，所以维护彩礼让她们感到罪恶；另一方面，几十万的金钱又是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的利益。一边是道德、浪漫爱情与人性，另一边则是金钱，假如这些人没有坚定的意志和自我意识，她们就难以选择前者，于是她们就干脆放弃自己的主观性，让自己当一个单纯的传话人。但是，男性对女性在彩礼谈判中沉默的失望，往往仅次于对女性给自己抬价的失望。
从这些现实经验中抽离，回到最一般的思考之中，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的态度和声音在彩礼谈判中是关键性的。男方和男方父母站在利益的一边，而女方父母站在利益的另一边，而女方实际上是一个中介。女方站在哪一边，彩礼谈判的天平就向哪边倾斜。女权主义者或许会批评说，我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因素；但实际上，在真实世界中的很多个体对自己自主权的忽视才是更加关键的因素。
举一个我亲耳听说的例子，一对杭州父母对自己的女儿的“外地”男友开出了高价彩礼，而这位女儿一反“江浙沪独生女”常态，在自己父母面前据理力争。女儿和男友组成了一个共同体，抵抗女方父母的讹诈。一开始女方父母坚决不从，但女儿干脆官宣自己跟男友同居去了，并且切断了和父母的联系。没有几个月，女方父母就只有服软，主动邀请他们来自己家做客。事情后来就朝向了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女儿站在父母这一边，这段关系极有可能很快就走向终结，而且女儿或许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受到父母的操纵。
总之，我鼓励所有陷入彩礼谈判境地的女性朋友们勇敢地打破沉默的藩篱，发出声扬自己人性的声音，站在浪漫爱情一边，而不是彩礼一边，站在自由一边，而不是父权制一边，站在未来一边，而不是过去一边。你们的选择将决定你这一生是否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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