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锦丽（这是Kamala Harris的官方中文名，在英文媒体的中文版中被广泛使用，但在中国大陆媒体用得很少）和整个民主党为什么在2024年大选中落得如此惨败，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以各种形式发表出来并且仍在陆续发表出来。举例来说，光是《纽约时报》一家媒体发布的相关文章，一个人可能看好几天都看不完，但如果只看一篇的话，我相当推荐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大选日后一天发表的《一个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政党遭遇惨败》中文版）。
虽然讨论这个话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后见之明的情况，但实际上在大选前夕的许多预测性文章中已经指出了民主党可能失败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也出现在了大选后的反思性的文章之中。
贺锦丽和民主党的失败
总的来说，经济议题是核心议题。拜登时期的通货膨胀对许多美国民众造成困扰，而对于这一议题，民众对特朗普的信心要强于贺锦丽。贺锦丽是否有能力应对通货膨胀问题，这是要打个问号的。而且，受限于她的老板拜登的影响，她也无法轻易地把自己跟过去四年做切割，不然她就要反对她的老板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佩罗西会在大选后直率地批评拜登寻求连任的努力导致贺锦丽没有时间让选民了解自己，以至于导致民主党最后的惨败。实际上，许多选民给贺锦丽投票，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想让特朗普这个可能危害民主制度的重罪犯上台而已，而不是对贺锦丽本人有多少了解或赞赏——布雷特·斯蒂芬斯自己就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把票勉强投给了贺锦丽。
文化议题也讨论得较多，那就是民主党变得“极左”、变得太“觉醒”、变得太“政治正确”。一个流行的民间理论是，2024年大选是中间选民对民主党变得过左的惩罚。而早在2019年，就有分析发现大约一半的美国人感到民主党现在变得过左。最近一些年，人们常说美国在“政治极化”，但平心而论，如果这一现象是真实存在而并非互联网给人造成的错觉的话，那也主要是极左以及对其的反感造成的，而不是极右。
许多民主党人或民主党选民在大选以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后见之明，说文化议题是民主党失败的首要原因，而在大选以前这些人则对这个话题守口如瓶。有民主党众议员开口说自己担忧子女忽然转变了自己的性别而不告诉自己。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觉醒”和“政治正确”的反思似乎忽然成为了美国社会共识。但真正讲来，这个议题没有经济议题重要，许多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或者更准确地说，民主党失败的原因在于错误地在文化议题上放了太多精力，而没有把着力点放在经济议题上。
网络意见领袖
当然，以上这些话题不过是关心美国大选的人们都知道的一些事情。我们这里也要发挥一下后见之明，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一些网络意见领袖会在这次大选中做出错误的判断。网络意见领袖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一个公共网络平台上有自己的账号，并且喜欢对各种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并引领一部分公众的意见和讨论。网络意见领袖是是一个可以就美国大选、天才姜萍、安乐死、医疗制度、巴以问题和乌克兰战争都能发表长篇意见的人。
索维尔曾说，人们倾向于原谅智识人所做的错误预言，而智识人就有这样一种免于被问责的特权。虽然网络意见领袖未必是智识人，但他们也享有这方面的特权。
我们以布雷特·斯蒂芬斯于大选日前一天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致相关人士》（To Whom It May Concern）为例，来看看谨慎的智识人是怎么做的。斯蒂芬斯是《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他发表的文章需要符合时报的高质量标准，而且《纽约时报》并非公共平台，而是一家文化门槛较高的传统媒体。许多人可能知道，大选以前各家机构对美国选举结果的预测起起伏伏，且差距十分焦灼。基于这种情况，布雷特·斯蒂芬斯在这篇文章中给两种结果的当选者都提出了政策建议，而这就体现除了智识人和传统媒体的谨慎特征。
方舟子和“海边的西塞罗”这两位网络意见领袖都错误地判断了贺锦丽会当选。他们把内容发表在公共平台上（方舟子在推特，“海边的西塞罗”在微信公众号），并且以此为职业，这就需要他们保持高强度的更新频率来维持账号的热度，而要想做到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紧跟时事并发表评论。
方舟子和“海边的西塞罗”也是网络意见领袖中的两个极端。方舟子出身自然科学，以发推特和YouTube视频为主，也写文章。“海边的西塞罗”出身人文学科，以在微信公众号写文章为主，而写文章对系统性有更高的要求。方舟子并不怎么维护读者群，甚至经常对潜在粉丝的评论进行讽刺性回复。而“海边的西塞罗”有一个强大的、令其他内容创作者羡慕不已的粉丝群体，这一群体足以供养他成为全职作者。但我注意到，他的粉丝们有时会主动给他出题目写，仿佛这个人样样精通，但这是不可能的。
方舟子
根据我们现在的后见之明可知，方舟子深陷于自己对民主党的偏好和对共和党的方案所造成的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之中，不停地在推特上拿各种最新的统计或调查数据表明贺锦丽即将当选。不过，他掌握的资料相当涉及细节而且及时，读者也可以通过他的推特了解许多事实性的详情。
在贺锦丽参选总统后，方舟子几乎每天都会发布贺锦丽选情有利和讽刺特朗普道德品质的推文。在11月5日也就是投票日前一天，方舟子发推文说：“在正常情况下，哈里斯应该赢而且应该大赢，应该拿下所有摇摆州。”在投票日当天上午，方舟子依然对贺锦丽的得胜非常有信心，说风向的确变了，他这样说道：
底特律投票不用排队，因为大部分人都已邮寄和提前投票（密歇根是摇摆州中唯一选举日前投票超过2020年疫情期间的），而且底特律投票站密布，有400处。底特律负责选举官员预计今年投票人数会比2020年多3万多。只要底特律投票率达到2020年，哈里斯就赢定密歇根，不过对此我从不怀疑。
结果是，特朗普在密歇根这个摇摆州得票率为49.7%，贺锦丽得票率为48.3%，特朗普多得八万张选票，获得该州的选举人票。
选举结果确定以后，方舟子承认美国的“社会病”要比他想象得更严重。方舟子也称特朗普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这一指控实在无法让人认真对待，而斯蒂芬斯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且，方舟子在巴以问题上也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
方舟子是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并且现在以永久居民身份生活在美国。他支持民主党而反对共和党的原因有很多，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共和党是一个反科学甚至由没有文化的人所支持的政党，而且对特朗普本人的个人体质有强烈的反感。还有一个原因是，方舟子有一个女儿，而许多有女儿的美国父母会因为自己孩子的原因支持民主党。他对民主党的强烈偏好是他的确认偏误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们今天很容易说他这是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确认偏误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方舟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发现陷入确认偏误后一个人的认知会执着各种技术细节而多么脱离现实。但话说回来，我们今天说那些笃定贺锦丽会当选的人陷入了确认偏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支持特朗普的人其实也陷入了确认偏误，只不过历史恰好站在了他们那方。比如英国的短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Liz Truss）在大选日前夕笃定特朗普会上台，而根据只是一些更加无厘头的碎片化信息。
“海边的西塞罗”
在大选日前一天，“海边的西塞罗”（又称“小西”）在一篇具备抓人眼球标题的文章《明天的美国大选结果，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中使用了一个概念叫“自由保守主义”（令人困惑的是，他在其他文章里又说过“保守自由主义”）——但他不仅没有解释这个“自由保守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仿佛他的读者对此已经非常熟悉，而且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概念在美国政治语境中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概念。于是，这篇文章出现了以下我看不懂的古怪论述：
中产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自由保守主义是美国国家理念的底色。
当然，如果最终结果是特朗普逆袭，这个结果我也乐于接受。虽然他的当选不会标志着自由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但至少意味着对这种精神的过度冒犯在今天美国依然是要遭到反制的。
自由保守主义在我国国内作为一个被相当社会中间阶层所信赖、采纳，但却没有适度空间进行表达的思潮，它是继续了相当的“势能”，这就导致了特朗普一旦成为这面旗帜的代表，很多中国的自由保守主义支持者比美国本土的信众更加将他视为“天选之人”
自由保守主义在美国是一个被充分（甚至有时是过度）表达的思想流派，在四年前的火烧国会山事件当中，以及最近几年中围绕特朗普的诉讼关系、以及横空出世的俄乌战争当中，自由保守主义群体的势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释放”，其人员也在不断的被分流、思想也在发生演化。
即便特朗普此次失败，也并不意味着自由保守主义在美国的落幕，恰恰相反它可能标志着这个思潮在美国的重生。
但我这里不妨大胆的预测一下，我觉得今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弄不好让很多国内支持特朗普的朋友大吃一惊，理由总结起来说，是因为美国的自由保守主义与大洋彼岸的这边，是存在“时差”的，有些思潮、在他们那边热潮已过，我们这边很多人怀着极大热情预判特朗普“稳赢”，但他们的热情无法代替美国人去投票。
假如这里的“自由保守主义”指的是意识形态光谱上最温和的保守主义或者说中间右派的话（偏向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那么说这种温和保守主义是美国国家观念的底色，这就不是学界的主流共识。而既然温和保守主义都是底色了，那么似乎很难谈得上它的复兴或落幕。温和保守主义在今天的美国也远远不是被充分表达的思想流派，而自由主义才是。至于“火烧国会山”（其实不存在“火烧”的环节，最好称之为“国会山骚乱”）也跟温和保守主义没有关系，因为参与者大多都是狂热MEGA分子，而温和保守主义是尊重法律和秩序的。至于所谓的“势能”被释放就能让这一群体分化而不去投特朗普的票，这里也缺乏中间环节，而我也认为这一弗洛伊德式的田园理论无法成立。
最关键的是，“海边的西塞罗”认为温和保守主义在中国大陆是一个“被相当社会中间阶层所信赖、采纳，但却没有适度空间进行表达的思潮”，这也不是真的。虽然缺乏统计或调查数据，但出于自身意识形态理念支持民主党的中国人应该远比支持共和党的人多，而支持特朗普的大多数中国人也不是美国意义上的温和保守主义者，而纯粹是看热闹者、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者、反对共产主义者或希望美国混乱者，甚至还有人因为看上了伊万卡的长相。
我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她的一位老师曾说，中国有很多美国意义上的进步派，但美国意义上的保守派却很少见。我认为这一观察是更准确的，我自己认识的保守派也是寥寥无几。而“海边的西塞罗”也自称是保守主义者，但是他所理解的保守主义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美国意义上的保守派的通常特征。有作者认为他骨子里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海边的西塞罗”发表了文章《川普真赢了……那就让我们相信制度、法律和人类的未来》，仿佛自己前一天预测的是特朗普赢。他把民主党败选原因完全归结为文化议题，而对经济议题只字不提。然而，人不是仅仅活在观念世界之中的。
所以，“海边的西塞罗”在谈论美国大选这个话题时暴露出了不专业的问题。如果他更专业，肯定就不会使用”自由保守主义”这个模棱两可的概念。而且他对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观察都不准确，甚至跟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如果他的读者在这次美国大选这方面听信了他的说法，那就很容易受到误导。
值得一提的是，“海边的西塞罗”在姜萍事件中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方舟子在这一事件中的判断则是准确的。此外，“海边的西塞罗”曾经错误地批评“避居海外的方姓大V”“打假”姜萍，而方舟子本人也在一条推文中批评过“海边的西塞罗”在巴以问题上的不专业性问题。
结语
总之，在这次大选中，方舟子犯的错误是确认偏误，而“海边的西塞罗”的错误则是不专业。考虑到确认偏误是人类认知功能中的一个固有属性，所以这一错误出现在方舟子这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身上，也能让其他普通民众在犯同样错误时感到一丝宽慰。相比之下，“海边的西塞罗”的错误是更严重的，因为他完全更有可能避免这些错误。
不过，在我看来，方舟子和“海边的西塞罗”所犯的错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担任网络意见领袖这一职位造成的压力。一方面，这种压力要求他们频繁更新；另一方面，这种压力要求他们要就各种事情发表意见。“海边的西塞罗”的压力更大，因为他要写的可是几千字的文章（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章，而更像是播客讲话稿），而不是十几条推文。在这种压力之下，必然导致网络意见领袖的“意见”的不可靠性。方舟子相对做得更好，只是预测不可靠但内容是可靠的。而“海边的西塞罗”则是连内容都不可靠。当然，预测的困难也是人尽皆知的，谨慎的人应该尽量避免做预测，但网络意见领袖似乎无法阻止自己去做预测来迎合读者的需要。
我认为网络意见领袖或许是一个必然且有益的社会角色，但是人们必须正视他们的工作的特征。由于他们要在各个领域发表意见，而他们根本无法完整了解这些领域的重要内容，所以他们的逻辑必定是运行在比较抽象或者较高的层面，而无法深入事情内部。他们也非常容易跟各个领域的专家发生冲突，并且在冲突发生时往往会受到专家的批评和讥讽。据说，秦晖由于最近在他并不熟悉的巴以问题上发表了长篇意见而受到嘲笑。而方舟子也曾论证耶稣基督是捏造出来的人物，使自己跻身于非主流观点人士行列。跟专家相比，意见领袖究竟能提供什么样的东西，而受其吸引的读者究竟获得了什么，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当然，拿方舟子和“海边的西塞罗”作为案例而不是孤烟暮蝉、司马南之流，就是因为我们对网络意见领袖有着更高的期待，但同时也希望追随者们有合理的期待并且习得批判性阅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