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要远游

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在民间常被解读为“父母在时，不要远行，就算要去远行，也要有一定的方位”。但问题是，这个解读跟没有解读区别不大，因为一个人只要是在远行，哪怕目的地飘忽不定，那也是有一定的方位的。一位学者给出了比较贴近原意的解释：“如果出远门，经过游说，得到某位诸侯的赏识而谋得一个官位，必须坚持‘仁’道之方，坚持道德规范。否则，就不要去远游。”换句话说，这个“方”不是“方位”的意思，而是“准则或原则”的意思。

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不记得后面那“游必有方”这四个字，无论它的意思是什么，而是只记得“父母在，不远游”。我曾经听一位川大老教授拿这几个字解释为什么他不去北京读书，而是留在了四川。我没有听年轻人提到过这几个字，但是许多年轻人在今天却相当坚持“父母在，不远游”的实质意思，即便他们不会引用孔子的话，而是说自己是某地的“大孝女”或“大孝子”，比如“江浙沪大孝女”甚至“江西大孝女”之类的。

孝道文化是东亚地区独有的，并且也源自儒家文化，并影响到了中国周边的区域。我在读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时，惊讶地发现他居然翻译出了“孝心”一词，我连忙查找原书，发现原文是obedience，它的直译应该是“服从”，而服从和孝心却有着天壤之别，因为服从是命令-服从关系，孝心是恩德-回报关系。朱生豪以为自己在翻译中进行了文化语境化处理，但其实这是不准确的翻译，从而导致了误导。当然，早期现代英国的obedience跟现代西方的子女-父母的民主型关系同样存在天壤之别。

我有一个很不受欢迎的观点，那就是整个孝道文化都属于文化糟粕，是儒家文化令人尴尬的遗产，它阻碍了基于情感的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我们现代人应该忘掉孝道文化，并代之以更加现代的父母-子女关系。孝道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等级文化，并且经常成为父母控制子女工具，并且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且无条件的义务；但在现代，人与人之间本质上是平等的，除了军队、警察之类的强调纪律的特殊组织，在正常社会中，等级文化都不应该被提倡，而是应该被排除。即便许多人认为我的观点不可接受，但他们在未来几十年终将发现它是对的。

在孝道文化这种等级文化之中，父母看似作为权力上位者，似乎是孝道文化的受益者，但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孝道文化中假扮权威，从而在子女面前戴上一个面具来生活，而不敢揭示出自己的心理需要，而子女们也因此往往跟父母们敬而远之，不愿跟他们沟通自己的心理需要，更不可能沟通父母的心理需要。总之，孝道文化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变成了赤裸裸的外部的道德命令和社会压力，这就导致情感的匮乏。罗森堡在《非暴力沟通》中曾提到过一个美国华裔家庭的例子，一个成年儿子在理解了非暴力沟通后，却完全不知道怎么把这项沟通的技能施展到自己的父亲那里。人们可以观察到，中国那些具有良好父母-子女关系的情况，他们的关系类型往往是民主型的，而非孝道型的。

近些年来，中文互联网很喜欢反思“原生家庭”对自己的消极影响，这种反思的趋势的普遍性，在英文互联网的相关讨论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是否可以说明问题在中国更严重？）。这一时代趋势大体上是令人欣慰的，这说明年轻人的心理的主体性在觉醒；但同时，它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一反思仅仅局限在许多人的个体心理之中，而没有深入到文化批评的领域。

我相信，只要一个人还有理智，这个人就应该明白孝道文化并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但是他们出于心理惯性的缘故，也出于担忧自己摊上“不孝子孙”的骂名，于是还是不敢对孝道文化展开反思和批判。而假如不进行对孝道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那么我们便不能期待根本性的进步，而只能看到人们在原地兜圈子。喜欢把“原生家庭”挂在嘴上的人，其中有许多都是那些对父母的依赖心依然很强的人。他们的反思并未导致自我改变，也未带来行动。换句话说，孝道文化已经完全深入地渗透到了年轻人的内心，年轻人已经把这种文化糟粕内化，而难以把父母的意志从自己的心灵中区分出来。

对于中国的成年子女来说，发展出独立的自我，并且逐步把已经深入内心的父母的意志甚至家族的意志区分出来，是自我成长的必要环节。这种自我成长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一般来说，这就需要子女和父母要保持空间上的距离，以给年轻人的主体性的生长提供不受直接干预的空间。而假如不存在这样的空间上的距离，年轻人的自我成长几乎肯定会受到阻断。大多数中国父母在跟自己子女朝夕相处时，都很难克制住自己试图干涉对方生活的冲动。

另外，保持空间的上的距离对于父母来说也有莫大的好处，因为他们也用不着时时刻刻看到一个“不像它者的它者”在自己面前晃悠。父母和子女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必定给双方导致各种各样的不愉快。用叔本华的比喻来说，相互取暖的两只刺猬一凑近，就必定刺伤对方。

美国人的观念跟中国人的观念非常不同。在美国，父母和子女都默认子女在成年后要远离父母生活，而受过大学教育的大多数子女在毕业后都会离开本州生活。虽然美国父母肯定不会拒绝子女短期之内跟自己住，但假如超过短期，他们肯定也会担心甚至挑剔子女们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而希望他们离开。而在美国的年轻人中间也流行这样一个观念：自己一个人住，你付房租；跟父母住，你付精神损失。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出门上大学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离开父母生活。然而，许多人年轻人读完大学后就没有丝毫犹豫地马上回到家乡找工作，仿佛干旱的鱼回到了水中。仅仅是在读大学期间远离父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住集体宿舍并仰赖父母给的生活费，而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生活。真正的独立生活是自己拥有一份工作并以此来供养自己的生活，并自己操心自己要考虑的一切琐事和重大事务。

我的建议是，所有年轻人不应只是在读大学期间离开父母，更要在毕业后至少几年内的工作时光在远离父母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在过自己的独立生活的同时也需要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再远的事情就很难说清楚了，因为现代生活的本质就是不稳定，一个人可能在一个地方生活几年，又搬家去了另一个地方。想要在一个地方待一辈子，比如一个浙江人立志在杭州西湖边生活一辈子，这种心态就无异于刻舟求剑，想要把现代生活过成古代的小农生活的模样。

当然，人们也不必过于担心“父母要怎么办”的问题。大多数父母在今天都会考虑自己如何独立养老的问题，而不会依赖子女的存在。而且，现代的交通和通讯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子女和父母之间的情感需要，探望和即时通讯应该是出自内心，而不是来自压力。人们应该努力构建真正健康的基于情感的子女-父母关系，而不是受到外部道德命令的压迫。

父母对子女的控制假如是病态的，那么子女们有义务回绝，并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国父母时常通过三种招数来加强他们对子女的控制：建议在体制内找工作、建议不出省、并且建议相亲，有时甚至还会通过高价彩礼才拒绝女儿自己找到的外地男朋友。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父母控制子女的环境中，子女们也只有通过相对的措施——父母在，要远游——来克服这种影响。只有在毕业几年之内，子女们坚持了在外地的独自生活，并且跟自己找到的浪漫伴侣结婚，那么这时子女们应该已经能够建立起独立生活的外部屏障，并且从内部建立起独立性和主体性，父母也就难以干预了。

接下来我会对一些地域性的特殊内容稍微展开一些。

为什么总是江浙沪的人甚至江西的人心悦诚服地称呼自己是大孝女，而不是四川人或广东人呢？江浙沪的人会说，自己所在的地区已经是全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了，那我还能去哪里？江西人无法使用这个借口，于是只能用文化和心理保守来解释。——但实际上，江浙沪的人不愿离开江浙沪，同样是心理保守主义作祟，而我已经在《江浙保守主义》中已经有过详细探讨。而江浙沪的人所使用的那个借口是不值得考虑的。哪怕一个是出生在纽约曼哈顿，这个人也应当具有在远方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的使命。

这里我们姑且只考虑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考虑向外移民。浙江的绝大多数地级市的房价高于成都和重庆。对于一个台州家庭或温州家庭来说，一个好办法就是搬家到成都或重庆，这样不仅可以享受更低的生活成本和更高的饮食质量，同时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从而整个生活的质量都会提高。美国的加州的许多家庭就是出于同样的经济考量而搬离加州，而去往生活成本更低的州，而无论他们对加州多么有归属感。假如单纯出于理性计算，那么离开浙江就是大多数台州人或温州人应该做的选择，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听起来宛如天方夜谭。

哪怕是杭州，这座城市对于所有浙江人来说也不是最好的地方。比如在最近数年的新一线城市排名中，成都都力压杭州，而到访过成都和杭州两个城市的人都很容易判断，成都是一个比杭州更加繁华、且更像大都市的地方。前几日，《纽约时报》意外地对成都做了专题报道，介绍它为什么成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并且成为目前全中国的年轻人的首选。同时，许多城市虽然不如杭州发达，但是它们的生活成本更低，文化心态更开放，所以综合来看仍然是比杭州更好的选择。

对于浙江人来说，“父母在，要远游”是特别重要的，他们至少应该离开浙江并在外面工作并生活几年再说。而假如一个浙江人一辈子都在浙江，这就不仅应了那句俗话即“人生一眼望到头”，而且这样的生活很有可能也是受到外在或内在控制的，或者说，缺乏主体性的。浙江人尤其要记住，所谓的“江浙沪独生女”在大多数情景中都存在父母对子女的控制，即便这种控制可能带有善意的外表。但是，一个人的生活使命就是摆脱任何外部对自我的控制，让自我独立地发展。

总之，在广泛存在着的父母控制子女的病态环境中，中国年轻人需要明确意识到他们在成年以后应该默认到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生活，而不是还待在临近的地方，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主体性的生长提供几乎必要的外部条件。当然，假如你发现自己已经具有完全的主体性，并且父母对你没有任何控制欲，那么你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原因刻意去选择远离父母的地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