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学者流行这样一个假说：假如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通过扩大经济联系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那么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张，其结果就是中产阶级要求更大的公民权利，而这就会导致公民社会的崛起，进而使得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这套假说也被称为李普塞特式现代化理论。
西方学界还流行另一套理论，这可以被称作中国式社会契约，跟李普塞特式现代化理论互斥。概言之，统治者与民众签订了一个契约，统治者承诺要支撑经济发展并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而民众则承诺不索要公民权利。不过，假如经济发展停滞将会发生什么，则不得而知。
李普塞特式现代化理论很明显在中国失败了，而中国式社会契约理论即便还有意义，也似乎已经失效。为什么会这样？
假如关注到另一个现象的话，有助于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最近至少二十年的中国有所记忆的大多数人或许都会同意，00后这一代人普遍要比90后这一代人心态更保守，他们更不愿意离开自己所在省份生活、更倾向于接受由父母安排的相亲、更倾向于在体制内找一份工作——这就是我已经讨论过的“三座大山”的问题。现在还无法判断05后和10后的集体心态，但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比00后更开放。
一般在抽象地谈论中产阶级时，人们脑子里浮现的原型往往是那种已经养育有孩子的家庭，尤其是那对父母，而不是年轻人。按理来说，年轻人应该比中年人思维更开放，但实际情况是，以00后为首的年轻人却并不那么开放。年轻人心态的保守化要比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保守化更加值得关注，因为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步入中年时忽然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打开。
接下来我想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的心态在最近十多年变得保守了。这不是说同一批年轻人随着岁月增长变得保守了，而是说，随着00后接替90后成为年轻人的主力，年轻人变得保守了。我正在思考的问题跟李普塞特式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式社会契约具有相似性，但又不相同，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更底层的问题——尽管更加开放的心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想要更大的公民权利（甚至大多数情况都是如此），但是更加保守的心态肯定意味着对公民权利兴趣索然。
原因有很多。一般认为，中国互联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建立了国家防火墙的国家，而且封锁的网站最多，而在墙内的监管的严厉程度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即便如此，互联网仍然是一个媒介，而中国互联网的确更像是一个回声室，但这个房间里理论上仍然可以传播开放心态的声音。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Google尚且是可直连访问的，而就有些00后或许从来没见过Google的主页。而凡是已经习惯了Google搜索的人，都会觉得百度那丑陋而充满误导性广告的页面设计是难以忍受的。如今的小朋友是在抖音和小红书这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固然对潮流的网络语言、“梗”或各种亚文化非常熟悉——有时候我发现一旦他们在我面前使用这些时髦的话语，我就开始感到沟通上的困难——但是这些东西跟开放心态没有关系。看过电影《美丽人生》的读者或许会记得，里面的那位德军军医在面对集中营大屠杀的事实以及德国即将战败的事实时，他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回撤到猜字谜上来逃避现实，并以此来压抑不满。中国的年轻人很有可能也是通过沉湎于网络梗的方式来回撤自己的心理能量，以逃避现实并压抑不满。
用“信息茧房”这类术语属于来描述中国互联网或整个中国的信息世界是恰如其分的。不过，“小粉红”们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心理防御机制，他们通过“投射”的办法把“信息茧房”的批评给反弹了回去，以避免承认自己处于信息茧房的事实。比如，他们说外国人对中国人存有偏见，陷入了“信息茧房”，云云。“小粉红”们还不断地把心理能量贯注给已经所剩不多的产品之中以维护自己的脸面，比如《哪吒2》这样的文化快消品，国产新能源汽车，甚至诸如西方伪史论这样的明显不合理的东西。
不过，简单地认定中国互联网要为保守心态负责，可能仍然失之草率。即便是一个对外封锁并对内高度监管的互联网，它仍然还是一个媒介，这个房间里理论上仍然可以传播开放心态的声音。在“公知时代”，情况就是如此。
文化上的原因固然是关键性的，但文化越是底层的东西，越是恒定不变的。中国历来是一个官本位文化的国家，但是在上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公务员和其他体制内工作总体上不是值得向往的职业，但是在那之后，考公热忽然发生并且持续至今。所以，文化原因不能解释为什么忽然出现了考公热。
一种流行的理论是经济下行催生了考公热（热衷于参加公务员考试）——心态保守化的典型表征——因为在不稳定且不景气的年代，拿到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似乎是明智之举。这跟90年代辞去公务员职务下海经商的趋势是相反的，因为那是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年代。
然而，这一理论只能解释最近几年的事情，而无法解释更远的事情。
时至今日，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感受到了经济寒冬的气息，而这场经济寒冬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无法确定一个明确的节点，虽然COVID-19疫情期间是公认的拐点（尤其是2021年的恒大债务危机）但在2020-2021年，很多中国人却不是这么想的，因为那时在他们眼中，西方国家正因疫情陷入一片混乱，而中国正在“偷着乐”。令人啼笑皆非的“入关学”是2020年兴起的，“入关学”的爱好者们把中国比作女真族，把美国比作明朝，而这相当于他们自认为是蛮夷，而美国是文明世界，而他们正等待着蛮夷敲开山海关的门，入主中原，制定新的世界秩序。当然，制定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念头不是新的，希特勒当年也是喊着这个口号。
2022年至今的经济现实已经让“入关学”彻底沦为泡影，因为“入关学”是以经济增长为底气的，毕竟入关指的并不是军事征服，而是以中国的经济体量重塑世界格局。然而，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宣布贸易再平衡才显示了谁才是重塑世界格局的人。Martin Jacques（马丁·雅克）曾经在TED解释并宣传中国经济的崛起，同时期还有一位叫做陈文茜的台湾媒体评论人，在那之后还有一位名字如雷贯耳的“瑞士学者”，但现在这些人都已经无人问津。
美剧《冰与火之歌》从第一季第一集就开始频繁预告“winter is coming”，但冬天真正带来时已经是第六季第十集。在冬天到来以前，一定有人能看到预兆，而富有远见的人一般能看得发现得更早，而后知后觉者则发现得很晚。早在COVID-19疫情以前，很多人就已经察觉到寒冬即将到来的气息。记得2018年的某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一家湘菜馆约饭，其中一位同学问道：“现在的经济是在向什么方向发展？”另一位同学回答说：“朝吃不起饭的方向发展。”那个时候，中美贸易争端、P2P爆雷和地方政府债务是热门话题，但与此同时，还是有些人正积极在大城市购置房产，并以为会继续增值。
现在，我认识的几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人的确在字面意义上吃不起饭了，因为她们背上了负担不轻的房贷和车贷，而工资又低得可怜，所以她们索性砍掉了自己的午餐，并美名其曰为减肥。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寒冬应该是2022年至今——它要延续到什么时候，我就不清楚了。
值得注意的是，考公热形成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嗅到经济寒冬的任何合理时间。2013年，人民网有一篇报道叫《“铁饭碗”如何破——从“公考热”看公务员制度改革》，当年“国考”的招录比已经超过了100：1，远高于2025年的86：1的招录比。2010年经济参考网有一篇报道名为《“公务员热”降温还远远不够》，因为2011年度的“国考”报名人数比上一年少3万，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在2010年，媒体已经有文章对考公热做出反省，如经济观察网的一篇文章提及：“公务员不断增多和优秀人才尽挤向公务员队伍于社会发展而言不啻于是一种逆动”。综合来看，考公热应该是形成于2008年左右，远远早于中国经济步入系统性危机的年份。这也就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甚至是GDP年增长率还是两位数的时代，考公热就已经形成了。有说法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推动了第一波考公热，但在金融危机以前，考公热的说法就已经出现了。而且，从国民经济信心的角度来说，金融危机只带来了暂时的恐慌，因为到了2010年，“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和“当中国统治世界”之类的论调又流行开来了，然而跟2020年的“入关学”相比，2010年的声音已经是相对理性而文雅的了。当初那些决定考公的人，或许就是那些相信了中国崛起论的人。
这样来看，无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还是现在的经济显露系统性危机的年代，考公热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解释考公热与经济因素的关系呢？显然，流行的理论，即经济下行导致职业选择保守化，即便能解释最近三年的事情，也不能解释2008年前后的事情。
我的理论是，“考公热”是长期结构性因素与短期周期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性的经济增长导致中产家庭积累起财富，从而促使子女投身公务员这种据说有社会地位的职业。而目前的经济系统性危机的前兆则又促使人们寻找一个铁饭碗以求稳。但归根结底，长期性的因素是更根本的。这依然是过去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后果，或更准确地来说，后遗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背景下，新形成并崛起的中产阶级迅速积累起财富，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只是养育了一个孩子。由于按照中国的传统，大多数中产阶级父母要给成年孩子做经济保障，而这种经济保障往往意味着职业建议甚至强制，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诱使这些孩子在做职业选择时，优先考虑公务员这样的低薪（不考虑可能的灰色收入或非法收入的话）但是在他们看来具有社会地位的职位。斯当东在出使乾隆纪实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中国人一般生活非常简单，只求温饱便知足，并不企求发财致富。应用新的方法大规模生产某一种用品从而谋利，可能少数沿海大城市的人除外，一般的人没有这个思想。”
这个观察放在今天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我还要在斯当东的观察中加上一句，一旦父母满足了中产的经济水准，他们可能就会鼓励甚至强迫自己的孩子进入体制，以让自己的门楣光辉。
经济增长带来的并不是中产阶级呼吁公民权利，而是“入关学”这样的国家崇拜。这一现象当然不是经济因素可以解释的，而只有归结为文化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在一个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国家，同时普通民众又普遍缺乏主体性的情况下，他们就是会把自己的心理能量贯注给明星或国家。
当年轻人不再拥有来自父母的经济支持，要独自或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城市里的生活成本时，并发现自己已经难以为继，而同时父母的控制力减弱时，公务员不再可能是一个受欢迎的职位，而由经济发展带来的考公热这一后遗症也会逐渐消退。而这件事是否发生，将看接下来宏观经济的走向。是否真的会爆发系统性经济危机？还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或其他事件避开这一危机？然而，没有谁可以给出可信的预测，但长时间的等待所换来的只能是失望和进一步的丧失信心。
误以为李普塞特式现代化理论会在中国奏效的人，错就错在没有考虑中国特殊的心理的因素和文化的因素。不过，最深层的问题依然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文化的、社会的或经济的。
一方面是群体心理的因素。勒邦在写作《群体心理学》（中译名通常为《乌合之众》）时，曾经也把一个国族说成是一个群体。不过在19世纪末，一个国族群体还是比较抽象的，而在今天，拜互联网这个媒介所赐，一个国族要比以前更像是一个具体的群体。而一个群体似乎生性就是保守的。弗洛伊德说：“人在孤独一人时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但一个群体则排斥一切新的、不寻常的事物。”
另一方面是个体心理的因素，而这也是最重要的。只要自己能够打破父母对自己的代际控制，只要自己不陷入国家崇拜，那么经济发展导致年轻人心态保守化的宏观结论就无法运用到这些人的情况，你依旧可以维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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