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人在谈论“国家”这个词的时候,仿佛是在谈论一个神祇。P2P投资受难者、诈骗受害者、银行暴雷受害者、烂尾房受害者、各种类型的上访者、因为各种原因跪在政府门口的人……在付出各种行动时,无不期待着一个叫做“国家”的东西的介入,这个东西似乎在某天能“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祥云”来摆平自己的苦难。每次我面对面听到或者在网络视频里面看到那些身处不幸而因此值得同情的人呼喊“国家”,我都无法阻止自己去思索,这些人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什么东西,而这个国家跟我理解的国家似乎绝对不是一个东西。虽然不能说全部,但抱有让国家出马这种期望的绝大多数人的信念都落空了。
我想起了三年COVID-19快结束时,各级政府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在通告中频繁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这句口号是正确的,但我每次看到这句口号都感到好笑。这就像,你不能在一个正经的政府通告中提醒大家,地球是一个球体,或者1+1=2。回忆一下当时的语境,我们就会想起,当政府频繁提出这句口号的时候,也是结束清零政策的关键时期。当时,曾有小粉红这样呼应这句口号:“国家替我们扛了三年,现在该我们自己来扛了。”——而这句话也意味着,国家绝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假如它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现在大概还在测核酸和戴口罩。
是的,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7岁的小朋友也知道自己去见可怕的牙医是因为自己糖吃多了,而且不喜欢刷牙。可为什么国家要提醒人们这件事?因为人们忘记了这件事吗?因为人们真的把照顾自己的健康的责任交给国家了吗?假如人们把照顾自己健康的责任都能交给国家,那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交给国家的?
国家是无所不能的,这是许多中国人的朴素的国家意识,而这种意识跟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是毫不相干的。而且中国人的国家崇拜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因为在中国古代和民国时期,国家崇拜在普通民众当中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事物。在毛时代,个人崇拜也要高于国家崇拜。所以,这种国家崇拜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部分。
许多华为手机爱好者认为甚至呼吁,政府或国家应该强制所有中国手机厂商使用鸿蒙Next系统。然而,这种极其幼稚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这是政府或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政府或国家的确可以通过某些“产业政策”来支持鸿蒙Next系统的发展,但是采取强制措施是跟政府的职能不相容的。实际上,假如真的哪天国家要求强制国内手机厂商使用鸿蒙Next系统,那么伴随这种道路剧变而来的便是企业家的信心降到最低点、股市的崩溃、外资加速撤离和巨大的经济恐慌,这种后果显然不是那些主张强制使用鸿蒙系统的人所能预见到的,也绝不是他们能承受得起的。在这里,我只能推测这些人缺乏市场经济或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而这是“无所不能的国家”的朴素观念的一个原因。
所以,假如一个人遇到“政府或国家应该强制所有中国手机厂商使用鸿蒙Next系统”这样的观点并未感到奇怪且欣然同意的话,这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大学白读了,即便这个人可能获得了一张文凭。
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时代大大限制了政府或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整个“改革开放”中改革部分的本质就是“简政放权”。然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了,许多普通民众却没能理解到这件事情,反而感受到了国家力量的伟大,似乎以为经济发展是国家力量直接推动的结果。我想起杭州市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杭州市政府想往东发展(于是提供了各种政策),但许多企业想向西发展,而结果是“市场打败了市长”,这个说法就体现出了市场的力量。而最新流行的谣言就是国家想把沿海企业大规模向中西部迁移,而稍有市场经济常识和对地方政府利益有所耳闻的人都很清楚,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但这样的谣言还是在各个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而许多人则信以为真,真是不可思议。
对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一无所知只是“无所不能的国家”这一观念的原因之一,而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对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一无所知。在理想状况中,一个社会是在法治框架下运转的,那么各种事态的解决便是依靠法治框架,根本不需要期待国家脚踏七彩祥云来给自己帮忙。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或者形式上如此,至于现实状态是什么样的,这可能因时因地而异,而某些情景可能处于“你说法治我都觉得有些好笑”的状态。于是,许多遭遇苦难的上访民众对本地政府和基层法治状况毫无信心(而且许多苦难本来就是基层官员直接造成的),便走上上访之路。现实状况之复杂,可通过著名冤案“聂树斌案”之平反历程来了解详情。
当然,我们这里关注的不是法治状况本身——这是一个一想起就让人头痛的问题——而是它跟“无所不能的国家”这种观念的联系。即便是“法治不彰”的状况,也不必然导致“国家是无所不能的”这种状况的产生,因为国家在这方面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就拿银行暴雷事件来说,如果国家真的迫于压力“按闹分配”一次性弥补了储户们的损失,对现代国家体制有所了解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从理性角度来说更加糟糕的做法,尽管不幸的储户们倒是满意而归了。我很怀疑那些成功地进京上访并得到接待的人,其中有多少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于是,在最近一些年,面对个体性的冤情,人们更愿意通过拿起身份证录制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来实名举报,从而引起民意关注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近些年诈骗流行,而面对中国人施行诈骗的一种独特手法是冒充“公检法”,显然,这一做法对美国人几乎没用(我在美国遭遇到的诈骗手法叫浪漫诈骗Romance scam),但却对中国人格外有效。为什么有些人一听到对面自称是“公检法”就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乖乖地跑去转账了呢?我认为,这肯定跟这些人的国家意识有关,对于这些受骗者来说,国家是无所不能的,那些冒充公检法的人所说的话一定是真理,尽管自己其实根本没涉及到对方所称的洗钱或贩毒等行径。从这种诈骗手法之流行及其成功率,我们也可以看出有些中国人对国家的迷信。这种独特的gaslight手法以及其背后成功的心理机制值得心理学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我这里所提倡的是,普通民众应该尽可能地了解和学习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停留在懵懂无知到可笑程度的状态。比如,要认识到资源配置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配的,政府只扮演有限的角色(只要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意识到鸿蒙Next系统是不可能成功的)。比如,至少在某种形式上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法治社会,遭遇需要解决的事态应该在法律框架下寻求解决,或实在不行寻求民意的关注(“围观改变中国”),而不是期待国家能作为救星在某一天摆平自己所处的局面。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自我责任,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养老不能全靠政府”或者“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是指,不要以为民政局可以给自己发一个老婆。许多人寄望于这样空虚的幻想,比如国家现在或者马上就要行动起来了,利好的国家政策要出来了,股市会变好的,经济形势会变好的,自己的生活会变好的,现在移民美国相当于1948年加入国民党云云——上海的“爱在深秋”本质上就靠兜售这样的国家意识成为了一个跳梁小丑。不,假如生活会变好的话,这首先应该是出自你的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市场的活力因某种更进一步的改革被注入信心而被激发,而不是因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因为这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在经济形势不佳的时代,人们更需要对现代国家的角色有更清醒的认识。
决定放弃回答,这个话题过于困难。我有一个切入点。
中国的风俗,宗教,礼仪和法制是一体的。
所以从宗教和礼法切入话题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点。
但是我没法回答一个本身是非理性的东西。我想到了lgbt们对着龙虾教授大喊大叫的模样。
我写文化批评的一个基本点是切割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化。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完全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情况下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化,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古代文化了解太多,反而可能导致这个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化。我尤其厌恶很多新儒家那套,孔孟之道跟今天当代中国文化关系不大
当然,从宗教和礼法(中国古代)来切入的话是另一码事,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很多人还补充说这句话到现在也还是成立的,某些方面确实惊人的相似。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体的,跟黑格尔的观点是很相似的。这在哲学上叫做“整体论”(Holism),我个人也倾向于这种方法。
“国家是强大的”这句话是从一个感性的视角去看待。
但是感性无法被辩驳。这种感性甚至可能出自一种对自身的尊崇,如果你去辩驳,就像是开战,就像是质疑他的自尊,就像是在羞辱他的人格。因为本身这些在他的意识中都是一体的。
文化既有作为统治学说流传的一面,也有作为生活环境映射的那一面。中国旧有的社会关系和财产方式(我不喜欢温铁军,这个说法有点模仿他的痕迹,但是我不能判断这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还是适宜于辩驳的技巧)从而形成的文化氛围,语言的表达场域,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和人文塑造,让“国家”这个词的含义和个人的荣誉感紧密的联系着。
所以,比起理性上的定义,我更倾向于它是一种宗教式的解释。
因此我最初的回答是引发宗教矛盾的否定。想要论证是容易的,但是想要不伤害感情并把握好尺度则是艰难的。
而且之后也遇到了我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批评是简单的,但是重新做一个理性的叙述是困难的工作。我无法用一个更好更完善的东西取代它。对于经济和市场我也没有足够健全的认识。
同时,对你后续所言的,通过自己努力,最近也写了很多矛盾的探讨(个人努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问题不解决掉,我觉得很难对个人和国家的角色,责任,能力的限度和范围有一种确切的认识。
是的,这种国家崇拜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像是一种宗教,也许填补了一些无神论者内心深处的某种空白。同样这些人,假如有宗教自由的环境,这些人应该是最容易成为狂热信徒或者邪教徒的。
叔本华说,民族自豪感是最廉价的自豪感,因为个人的内在乏善可陈,只好寻找某种跟千百万人共同的特征。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当然,某些时候,这种朴素的情感在民族危难外敌视图奴役的时候能够起到重大作用,但是在和平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同样的东西就不能起作用了,甚至会造成反效果。很多战争年代的英雄在和平年代反而会干出不利于社会的事。这个时候人们更需要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