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江大学心目中的优秀学生

在今天的创造力研究中，学界取得的一个共识是：在智商（IQ）超过120以后，智商和创造力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而在120以下，相关性大约是0.4，但这也不是一个较高的系数。

安德鲁·鲁滨逊在回顾了历史上发起的两项针对天才儿童的研究（“数学能力早熟青年研究”SMPY和刘易斯·特曼）后提出了这样的总结：在智商达到120以后，随着智力的升高而增加的是个人成就，而不是超凡创造力或天才头脑。这两个项目主要是根据智商把一些超凡儿童遴选出来并观察他们今后在人生中的表现，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取得瞩目成就，但没有人成为天才：

获得奖学金或研究金、受人尊敬的学术职位、专利或奖项–诺贝尔奖和其他一些极具声望的国际奖项可能除外–本身并不是衡量杰出创造力的恰当标准。SMPY中的个人还相对年轻，但在SMPY公布的结果中，他们未来取得巨大成就的迹象并不明显。特曼半个世纪前的研究也没有让人感到乐观。乔尔·舒尔金（普利策奖获得者，Joel N. Shurkin）在他的研究《特曼的孩子们》中清楚地表明，他的天才学生中没有一个人在任何领域取得接近“天才”的成就，尽管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世界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没有一个人获得普利策奖或诺贝尔奖；此外，特曼最初的智商测试在对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晶体管发明者之一）进行了两次测试后，拒绝了他，就像拒绝了另一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一样。

既然智商并不重要，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对创造力最重要？在个体心理学领域，除了至少120的智商，只剩下人格和动机这两项可选。大五人格模型中的“对经验的开放性”特质，跟创造力的相关性跟智力是差不多的。而动机跟创造力的相关性可能高于智力和人格。

即便智力、人格和动机这三者全部备齐，也并不必然导致创造力——比如我可能就已经备齐了这三者，但至今没有创造出什么真正有创造力的东西——这里还要考虑个人努力的因素，以及运气、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

我在一篇探讨理念中的天才学院的文章中已经提及如何为天才的生长提供合适的环境。与此同时，我感觉我对中国教育早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初中的时候我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他们还给我回了一封回执和感谢，那封信我至今珍藏。而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大概还有兴趣为教育事业发言，后来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因为我一点希望都没有。

前段时间，浙江大学关于竺可桢奖学金（校设最高奖学金）的推文引起大量争议，但批评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优绩主义上。多年来的失望让我之前连一句话都不想说，但我不希望对优绩主义的批评不应该涵盖事情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研究天才的人，我对另一个话题更感兴趣，那就是浙江大学心目中的优秀学生究竟是什么样。尽管相关官方推送公告（24/67656）已经被删除，但一些不完整的第三方转发保留了下来，包括一份12位研究生的推送、一份来自杭州高中的本科生的推送和一份来自宁波高中的本科生的推送，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做出判断。

那么浙江大学心目中的优秀学生是什么样呢？我的回答是：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或者“特曼的孩子们”（乔尔·舒尔金语）。他们拥有很好的超出了120的智商，这种智商给他们带来了可观成就（发表论文数量、奖学金、头衔等），但是却并没有带来创造力。仅仅是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倘若把这种状况看成是可授予最高褒奖的追求，那么这就会造成问题。对于这种状态的心向往之只会缔造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这些人的功绩在于把平庸式的优秀发挥到了极致，但本质上还是平庸。所谓“六边形战士”的说法就已经指出了一些东西，一个人想要成为样样皆能的人，这几乎肯定会让自己沦为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这些人不仅没有什么性张力，甚至看起来都不像是真实的人。

这一回答的前提在于，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作为一所自诩为中国TOP3的学校并拥有优质生源，而年度奖学金获奖者又只有占总数67656人中的24名，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浙大应该自视为一个有可能出现天才的大学。但是或许校方没有这种自信，于是决定去遴选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究竟这些获奖者有没有天才的苗子，我当然是无法断定的，但从主要事迹的罗列中，除了一两个我不太能确定，其他绝大多数肯定都不是。

为什么我会这么肯定呢？因为，假如他们的确做出了哪怕是初步的突破，那么在主要事迹中应该写上他们发现了XX（如某个新的现象），提出了XX（如某个新的理论），解决了XX（如某个困扰已久的重大实际问题），创作了XX（如具有重要审美价值和意义的文学或艺术作品），创建了XX（如某个很有前景的企业、组织或项目），并且强调为什么者是新的，而不是发了几篇论文，在哪里做了志愿者，参加了什么项目，拿了几次奖学金，在哪里当审稿人。既然主要事迹罗列的全部都是那些肤浅东西，这说明浙大关注的就是这些东西并且以这些东西去选人，那么顺其自然地，他们选出来的大多数只是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而不是天才的苗子了。对于遴选天才来说，只有创造新东西的潜力或成就才是唯一的标准，而那些肤浅东西全部都是负相关的因素。换句话说，一个人即便是个天才苗子，但却挖空心思去追逐那些肤浅东西，那这个苗子也无法生长出来。

在官方推文所使用的获奖者照片中，所有人的照片都是精心摆拍并后期修饰的，而大多数人都做出了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20岁的人拍出了40岁的圆滑老道的感觉。从这种令人不安的烂俗的审美品味中，人们也可以闻到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的强烈气息。

有通晓内部情况的朋友透露，申请这个奖项需要耗费一个申请者大量的时间来准备材料和填写表格，每个人提交的材料都是一堆。很难想象一个天才觉得投入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这个奖项是值得自己的时间的。

在议论姜萍事件的文章中，我已经向浙大提议，本人可以作为天才委员会的成员来帮校方考察天才，而我也可以参与撰写单独的培养方案和激励方案。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优绩主义”呢？当然不是，因为天才培育完全是处在正规教育的轨道以外的，这并不会对正规教育造成影响，但是也不应该让正规教育来影响天才培育。正规教育和天才培育是基本不相容的，而优绩主义的逻辑只适用于正规教育。毕竟，天才的创作是不能用“优绩”来考察的——比如如果我们用优绩来评价拉斐尔的画，这已经不是侮辱，而是荒唐了。优绩主义损害的不仅是大多数像过好自己生活的普通人，也损害了天才的培育。

由于我对浙江大学还有着更高的期待，所以我的建议是，竺可桢奖学金也许可以以当前奖励“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的形式保留下去，但是假如自己还有些品味，请不要再称呼这是“最高奖学金”了，否则这会是一个相当错误的示范，并且暴露自己的低级趣味。这不应该是浙江大学心目中最优秀的学生，或至少不应该仅仅是。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和天才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

同时，不仅应该在全校范围内设定激励机制去鼓励每个人的伟大的具有创造力的想法，而且还要另设一个奖学金去激励天才并把他们从正规教育中隔离出来，但也不要大肆宣传这些人并认为这是“最高奖学金”。一般来说，除了少数例外，天才并不需要公共舆论的关注，这跟那些肤浅东西一样是负相关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