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过高中历史课程中的中国近代史的人或许会记得，清末洋务运动中有一个口号叫“中体西用”，也就是以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制度为根基，引进并应用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虽然这一口号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似乎受到了“治标不治本”的批判，但换个角度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多年的某些领域的制度改革似乎也有“中体西用”的味道，只是内涵有一些变化。现在，引进西方的制度是可以的，但依然以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为根基。这一内涵的变化依然没有逃出“中体西用”这个词语的字面含义。
那么，以中国文化为根基来引进西方制度，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本文不讨论政治体制相关的问题，因为这会让事情更加复杂。
我们先以近期引起广泛争议的协和医学院“4+4”培养模式为例来展开讨论。简单来说，“4+4”培养模式指的是本科四年学习医学专业以外的任何专业，但需要选修足够学分的医学相关课程，然后在博士四年完成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这一培养模式本来没有引起什么争议，但是在最近的肖飞和董袭莹事件中，“4+4”培养模式受到了公众的审视，许多媒体和人质疑这一模式的可靠性，还有人直斥搞出这一制度就是为了给权贵家庭的孩子提供出路的。
当然，“4+4”培养模式是从美国学来的，而这一模式在美国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而且运转良好。这一培养模式在全世界都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在许多国家，大多数最终成为医生的人都是在高中毕业后就开始以医学为专业，而不是读完了其他专业的本科才去学医学。很多人会自然地发问，如果美国的这些临床医学博士实际上只有4年在学医学，而英国、德国甚至中国的临床医学博士有6-8年左右在学医学，那是不是美国的医生的医术相比之下是比较逊色的？情况并非如此，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的医生要比英国和德国的医生更“水”，只是他们成为医生时年龄往往更大，因为他们花了更多时间在通识教育上。
即便不说美国的“4+4”培养模式是个好制度，它也绝对不是一个坏制度。所以，从制度本身来说，中国引进试点“4+4”培养模式是没有问题的，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不变革整个大学体制和医疗体制的情况下，孤立地引进这样一个制度会造成一个“中体西用”的情况。而当中国文化遭遇“4+4”培养模式并导致“中体西用”，这会造成什么呢？结果就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所呈现的那样：1）协和医学院在录取资格确定、临床实习管理、学位论文答辩与审查等方面方案不严密、管理不严格、落实不到位等问题；2）董袭莹抄袭论文、学分造假、重复发表，而且博士论文质量似乎也很低；3）董袭莹上了肖飞的床。
这些结果对于任何一个熟悉中国大学现状的人来说都是不会感到陌生的。唯一让人感到新鲜的事情是，假如董袭莹真的是权贵家庭的女儿的话，那么他何必成为别人的情妇，而且还因此怀有身孕？当然，根据网上的分析，董袭莹的出身肯定不属于权贵家庭，而是高级学二代。但事情仍然蹊跷——打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方，假如一个浙大院士的学二代去给一个已婚浙大副教授当情妇，而且还给他怀上了孩子，这对已经对校园桃色新闻司空见惯的浙大人来说仍然会是一个具有轰动性的八卦。
在大学里，还有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中体西用”式的改革是如何导致情况恶化的。许多人说，中国的非升即走制度是学习的美国的tenure-track制度，但这一说法却是完全误解了美国制度的精神。Tenure-track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希望在轨道上的学者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去做有份量的研究——对于文科学者来说，这往往意味着专著而不是论文——并且希望他们能够留下。但非升即走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希望学者尽可能多地拼凑论文数量和项目，然后再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赶走。
所以，非升即走顶多是一个tenure-track制度在“中体西用”后的结果。它可以提高论文的数量，但是会降低研究的质量，尤其是那些耗时费力的、有长远意义的真正具有创造力的研究，是不会有人敢去做的。而且，由于那些最善于堆积论文数量的人才能留下，那么可以想见，未来的中国大学将充斥着短期主义、唯利主义和投机主义的教师，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同样精神品质的学生。非升即走背后体现的就是行政化管理导致的粗暴的以论文数量为指标的文化，它既不真正尊重学问，也不真正尊重学者。
我个人支持引进合理的制度，包括协和“4+4”培养模式和tenure-track制度。目前，公众对“4+4”制度的声讨是片面的，因为问题并不处在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出在文化上。既然是文化出了问题，那么我们要维修的就应该是文化而不是制度。假如同时不改变文化环境，某些弊端的爆发就是可预见的。
这里不是说简单的“水土不服”的意思。协和“4+4”培养模式所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暗箱操作”的习惯，从而给董袭莹这样的人提供了漏洞可钻。董袭莹事件的整个流程揭露了中国的暗箱操作的系统性和普遍性，包括伪造成绩单、录取走后门、学术不端、答辩不严格、规培走后门、权色交易，等等。“水土不服”这个说法意味着“水”和“土”仿佛是两种没有优劣之分的事物，但是“暗箱操作”在绝对的意义上就是低劣的行为，在理想情况下应该被全面杜绝。
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应对暗箱操作方面有多大进步呢？潜规则依然存在，只是压抑了对潜规则的表达——据说官场小说已经被禁止了。人们对暗箱操作习以为常，只要有走后门的机会就去争取。如果自己的爹有权有势，子女们当然会利用自己的爹的权势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绝不会对此有任何道德羞愧感。爹地们也会当仁不让地帮自己的子女进行暗箱操作。而各个组织也普遍接受暗箱操作。于是，最后就变成了拼爹。什么时候，子女们、爹地们和各个组织们可以从源头不让自己牵涉暗箱操作，并为此感到羞愧呢？
防止暗箱操作，需要着眼于长期的道德进步和文化进步。西方社会也曾经暗箱操作盛行。在早期现代，德国大学的教授可以把自己的教授席位传给自己的女婿，于是成为教授的一个方式就是跟一个教授的女儿结婚。只是在花了很长时间并付出各种系统性的努力后，西方的各个国家才基本形成了从源头上防止暗箱操作的普遍氛围。中国的经济奇迹见证了物质文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通过融入国际经济体制而补上，但精神文明的进步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必须为此付出系统性的努力，而不是任意摆烂。
设置匿名的和公开的考试或评审机制（如中考、高考、考研和考公）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它并不会带来道德进步和文化进步。很多人反对改革考研和高考，原因就是担忧改革可能导致“关系户”横行于世，而真正优秀的人却没有出头之日。这一担忧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却因此掉进了另一个误区，在守护公平的同时却不改革文化，这就使得现行的中考、考研和高考这样的不合理制度永久化。
只有进行广泛的道德改革和文化改革，并进行系统性的努力，才能让人们从源头就远离暗箱操作。但这样的精神变革并没有发生。中国的暗箱操作似乎没有十多年前那么猖獗了，但事情或许只是从表面进入了台下。好的制度必须配套好的文化，而好的文化在今天的中国还并不存在。“中体西用”是不可取的，但重点是道德进步和文化进步，而不是指责制度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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