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人往往需要在很早的时候就要决定——或者被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大致方向。
我在读高一的时候被迫要决定是选文科还是选理科。现在，我已经很难回忆起当时我是怎么做出选文科的决定的，但那是一个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思考。对于一个16岁的人来说，他当时完全无法体会到那个决策的深远影响，即便他已经很努力了。那个时候虽然可以找到上网的机会查询资料，但大多数资料看了等于没看——比如我记得，当时的“百度知道”会告诉你，假如你要当小官就读文科，要当大官就去读理科，而依据是中央的大官大多是理科出身。
在百般思索之际，我在一位名叫王金战的中学数学老师的新浪博客下面留言，询问应该如何选择文理科。当时他是北京人大附中的一位名师，出过好几本关于学习的书，读初中时，我读过其中的两本，并且还给身边其他同学传阅。我的问题很简短，但也很迫切。过了几天，他回复了我，虽然我已经记不清原文，但我记得大意，那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而没有其他什么意思。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普通的、看起来什么都没说的、外交性的回复。但是我今天回想起来，这个回复却是颇为离经叛道的。他并没有回复我说，要以就业为导向做出选择，比如要去学计算机以后能找到高薪工作，或者要学文科以后方便考公务员，而他的说法仅仅是，要根据而且主要是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
我的兴趣和特长是什么？我对物理很感兴趣，而且也是我的特长，但化学和生物既不是我的兴趣，更不是我的特长。我记得初中和高一在做力学习题时，感觉就像是在玩一种游戏。但是化学和生物习题让我感到痛苦。相对而言，我对政治的兴趣一般（但谁会对这个感兴趣？），对历史和地理的兴趣很大，而且也是我的特长。那么，总结来看，我应该选择文科。
当然，我并不是想暗示王金战的回复对我的决策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无论他是否回复，我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他的回复的确给了我一个坚持的理由。
当我把这个意向开始传达给身边人时激起了很多反对。父母和其他亲戚激烈反对。有个女生在QQ空间回复我：“你怎么会选择文科？当然是理科啊。”我的初中物理老师也发出了同样的质疑：“你的物理那么好，选文科真可惜了。”我的一位后来学计算机的学长也感到不解。只有一位学文科的学长大力支持我，并且还评论刚刚提及的那个女生：“你这样说，只会害了他。”逐渐地，我做出了我的最终决定：那就是文科吧！
而到了高考后填报志愿时，我本来希望自己能选择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原因或许是因为在所谓“公知时代”，我关注了许小年等其他经济学家的微博并受到了影响，我非常敬佩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并且我还买了一套《国富论》。这就像许多同学看了柴静的书然后选择了新闻传播学一样——我也看过柴静的书，但我对新闻传播学没有产生兴趣。但是最终我选择了历史学，而这主要是出于当时高考分数的现实因素的掣肘。也就是说，假如我在高考时多做对几个选择题，或许我的本科专业应该是经济学，并且因此而给接下来的人生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但这又一次表明了我忽略了就业因素，而且我对中学历史老师或公务员之类的工作毫无兴趣。
选择文理科和填志愿是两个正确的决策吗？从理性决策的角度来说，它们是很不理性的，因为没有考虑就业因素。但是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要做出完美的理性的决定，实在是强人所难。当我现在回想这一切时，我也不敢说这是两个正确的决定，但肯定也谈不上是错误的决定。
那个时代只有微博，没有抖音和小红书；只有“公知”，而没有网红（如“立党”和张雪峰）。当时的信息流动也远远没有今天那么发达。如今网红们和培训机构们所渲染的观念要么就是市场导向（在这些人眼中，文科就是一个笑话），要么就是社会地位导向（这些人眼中，公务员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要么就是根据一些技术性细节（哪里报录比低考哪里）。假如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要做同样的抉择，假如我咨询的是张雪峰而不是王金战，我会不会得出同样的抉择？这一切真的很难说。
无论如何，我当时做出的两个人生重大决策的主要依据是个人倾向。我是很自然地这样做的。以至于我的一位高中好友决定去学商科而不是去艺术相关的学科时，我自己为她感到遗憾，因为我知道她最喜欢的是画画，而不是数钱。
最近几年，我发现我好像是一个少数派。我经常带着震惊地听说，有些人的高考志愿是由父母决定的，而不是自己决定的，而这些父母往往不会考虑孩子的个人倾向。不可思议的是，近些年，浙江警察学院的录取最高分在浙江已经超过了浙江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这些人真的对做警察感兴趣吗？根据相关报道，许多人的志愿是被父母决定的，因为他们认为浙警可以确保一份稳定的带编制的体制内工作，而且承认这个学校没有任何让自己心动的地方。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有些父母在孩子的志愿提交以前偷偷改掉志愿，或是勒令孩子改掉志愿。有一个人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她被迫填报了英语免费师范生志愿，然后在大学里陷入重度抑郁。还有一位浙大学生，本来对艺术感兴趣，但是被填报了普通专业，学了一两年后还是决定主动退学。
荒唐可笑的是，有些人的高考志愿是被高中班主任决定的。有一位浙大农学的研究生说，自己本来感兴趣的是计算机，但是高中班主任劝服他的父母说，国家重视农业，农学很好找工作。但实际上，农学是浙大收分最低的学科，假如这位同学不选择农学，那么他就上不了浙大，这样的话，这位班主任就会少一份业绩（高校里的辅导员的就业建议也遵循同样的逻辑）。这位研究生至今依然在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上痛苦地坚持着。
我们看到，中国今天的专业和职业选择领域存在两个根本问题：第一，就业导向成为了唯一的主要考虑，而不怎么考虑个人倾向；第二，有些年轻人干脆放弃了为自己人生做选择的主导权，而是任由父母支配，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
拿目前的“考公热”来说，真的有很多人对公务员这个职业的本身的内容感兴趣吗？他们真的是遵从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个人倾向做出的决定吗？
这两个问题非常严峻，因为它们很有可能导致一段缺乏意义的人生，这轻则降低他们的幸福感，重则让他们患上各种类型的精神障碍。的确，他们可能会有高薪、稳定或体面的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感到幸福——这就是今天中国大城市中产阶级的常态。
专业抉择和职业抉择属于人生重大抉择，而人生重大抉择必然是一个长期性的抉择。一般来说，对于长期抉择来说，一个人要选择符合自己个人倾向的专业和职业，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享受其中并坚持下来。相比而言，就业市场依然重要，但并没有个人倾向重要。当然，假如选择那些极端缺乏就业前景的方向，这的确需要再三思考——比如今天的学术界。对于短期选择来说，就业因素可以是重要的，因为他们不会在一个违反自己个人倾向的位置上待太久，这样也就不会对自己的主观福祉和意义感带来太大的损害。
有人或许会质疑说，个人倾向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会发生改变——那些邪恶父母和班主任们经常会搬出这套说辞。这个说法仅仅是在小幅度中有道理，但不适用于人生的大方向。我小时候不想念任何兴趣班，直到我妈通知我，她给我报了一个吉他班，我一开始想了很多种逃学的方式，但是仅仅是去学了一次，我就不再有这个想法。同样地，一个喜欢打篮球的人，假如被室友硬拽着去踢过一次足球，或许他也会爱上这个运动。没有什么兴趣是与生俱来的，广泛尝试的确会很有帮助，但是选择不喜欢的专业或职业的抉择的成本太高（你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体验），而且个人倾向的可塑造性也有限，许多大方向已经被确定了。有些人注定无法爱上编程，无论这份职业多么赚钱。有些人也不可能培养对公务员这份工作的爱好，就像不可能培养起对一些人的浪漫爱情一样。
由父母替孩子做出人生重大决策，哪怕这个决策本身或许没有什么问题，那它也是根本错误的。而由自己给自己的人生做出重大决策，哪怕这个决策是失败的——比如创业失败——那它依然不会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自己依然能够从失败中学到了东西。
考虑到在中国读中学的孩子普遍需要在未成年时就要确定一个专业，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一个职业，我建议中国父母们应该尽早让孩子拥有独立决策的习惯，并培养他们的决策能力，这样就可以让他们面临第一个人生重大决策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平时要多问问孩子自己的想法，要鼓励他们自己就各种事情做出决定，并且哪怕这个决定可能是错误的，也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并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毕竟，决策能力必定是在大量错误中培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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