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坐在柏林大学的教室的讲台上——他把柏林说成是现代性的焦点——讲授他关于“世界精神”的哲学。黑格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但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他几乎没有演讲技巧，声音沉闷、缺乏起伏，不断地咳嗽、清嗓子，不停地解释自己刚刚讲过的某句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了一种跟柏林格格不入的口音，即南德地区的施瓦本（Swabian）口音，但是他的听众们大多使用北方的普鲁士标准语。与普鲁士标准语的现代感相比，施瓦本口音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最致命的是，Idee（理念）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关键概念，但他的大多数听众需要适应很长时间才能把他刚刚那个嘟囔不清且带有强烈乡土气息的发音识别为高贵的Idee。
从某种角度来说，黑格尔自己的极具地域性的口音就是对黑格尔追求普遍性的哲学的最大反驳。一个如此追求精神的普遍性的思想家，竟然使用了一种极具地域性特色的口音。与之类似地，今天互联网上的一个笑话是，电话诈骗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无法使用相对标准的发音，而是使用极具地域性特色的发音，无论是带有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还是带有印度口音的英语。
我最近在一位来自同乡的朋友面前说，巴中话（一种四川方言）是更土气的，而成都话则是更标准的。他对此不以为然，并严厉批评我，并要求我给出理由。但我发现自己无法给出可论证的理由，只能诉诸于一种自身感觉。
我的四川话是一种更“标准的”四川话，而这种标准四川话并不是一种活着的口音，而是通过自学习构建出来的。四川每个地方的四川话都不一样。我的初中班上的同学来自四川各地，他们带来了各地的口音，而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四川话居然有这么多种。于是在这个语言的熔炉中，我在初中毕业时已经练就了一种不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标准四川话，也就是说，当我说四川话时，我不会被别人识别出这是哪里的口音。但奇怪的是，我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其他同学是带着自己的口音来，又带着自己的口音毕业并离开。现在，我总是感到巴中话有点土，而成都话有点嗲，但我无法给出任何理性的理由。
但我的语言能力并没有拓展到普通话上面。读本科时，一位老师评论我说：“你的英语说得比普通话好。”考虑到我自评我的英语口音也只顶多是一般的水准，所以这句话大概是一句批评而不是赞美。我在UVA时曾经被一位酒吧服务员当场纠正过一个词的发音。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人，其终身都会带有受第一语言影响的口音。我想起两件有趣的事情。一次是我在UVA时的一次国际学生和学者交流活动，主持人问哪些人已经去过纽约，其中一位中国留学生作答说自己去过，主持人询问她去过哪里，她回答说Spy Museum，但由于Museum的发音带有极其强烈的中式英语，导致在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主持人询问她说的是什么，她用同样的发音作答，就这样往返了三次，还是没有人听懂她说的是什么。终于有一个人根据Spy推测出了她的意思，帮她说出了更准确的发音。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我的房子停电了，房东从电话里指示我如何打开电闸。他是从罗马尼亚来的，现在已经是一位副教授。他在电话里带着浓厚的东欧口音让我推开Blake的开关，但我始终不明白Blake究竟是什么意思。往返三次后我终于想通了，是Black！黑色！
当然，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想必都不会认为口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语言不过是思想和观念的载体。只要沟通能顺利进行，那么口音是否具有地域性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美国大学的教职招聘一般来说并不会关心你这个外国人的口音有多重。
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说施瓦本口音、河南口音和印度口音更具地域性，而我们很少说柏林口音、纽约口音或上海口音具有地域性？语音的美感和地区的经济发达度固然是原因。但这可能会让我们忽略更加崇高的东西。
在中国，地域歧视往往是单向的，比如上海人歧视河南人，浙江人歧视“外省人”，广西人歧视东北人，以及更一般地，大城市的人歧视“小地方”来的人。但是在美国，地域歧视则往往是双向的，纽约人固然歧视密苏里人，但密苏里人也歧视纽约人。对于纽约人来说，密苏里州只有无聊、沉闷的乡村生活；而对密苏里人来说，纽约人则住在火柴盒一般的公寓内却还志得意满，真是不可思议。
中国的城乡资源和信息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单向度的。当大城市的孩子已经被安排被将来要被送出国的命运时，小地方的孩子只是被寄望于去省城工作，或者干脆留在父母身边。由于人生中的某些重大抉择需要尽早做出并早做准备，所以来自小地方的人的确有时会“输在起跑线上”。来自小城市的男人跟来自大城市的女人结婚，有可能要上交更多的彩礼作为补偿。当我读初中的时候还在看《快乐星球》的时候，我的一位在广州同样读初中的朋友——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她——已经在淘宝上倒卖泰勒·斯威夫特的CD了，而那时候她并不知道斯威夫特后来居然变得这么火。我的一位出身省城的朋友最近去另一个省的某地级市工作，他告诉我说，羡慕我们这些“来自小城市的”，因为“不会因为工作的城市本身资源有限的感到难受”。
但从根本上来说，我对中国的单向地域歧视感到质疑，因为人们可以从精神上超脱地域性的限制。我承认，从客观资源和信息角度来说，河南要比上海更具地域性，或小地方比大城市更具地域性，但我们可以求得对于它者和整个环境的不依赖性，自已与自己本身相联系。这个来自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在今天其实比以往更加现实，因为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美妙绝伦的工具。我只要打开YouTube就可以观赏苏格兰或阿尔卑斯山的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或者聆听来自地球另一边的学者做的报告。我只要打开Twitter/X，就能了解到伊朗战争的最新动态，就跟一个纽约人也是在这里了解战争动态一样。我也可以阅读我自己能找到的所有书籍。
而且，人们可能会忽略，大城市本质上也是一种地域性。无论上海人多么吹嘘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多么国际化，但“上海”依然是一个局部的限定，这种地域性跟河南商丘的地域性在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它并不可以被直接换算成“普遍性”。很多对自己出生的大城市极具归属感的人同样也是被地域性所裹挟。实际上，美国的双向地域歧视反而是更有道理的，因为它至少指示出，纽约同样并不能被自动换算为普遍性，因为它逼仄的生活空间和快节奏的生活节奏无权代表所有人所向往的生活方式。我在几年前还非常向往能够在北京或上海生活，但现在已是唯恐避之不及。
我自己追求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生活，要成为一个普遍的人，这意味着要尽可能扬弃地域性。精神不依赖于环境，自己与自己相联系的生活，就是一种普遍性的生活，也就是自由的生活。我的生活的普遍性超出了大多数出生于大城市的人，这顺带也能说明为什么大城市同样也是一种地域性。于是，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往往不会说是“四川人”，而是“来自四川的人”，因为四川这个地域是无法对我的精神做出限定的，因为我是自由的，不需要依赖这个它者——哪怕我的口音可能露出了什么马脚。
那么普遍人是“世界公民”吗？或许不是。每一个自诩是世界公民的中国人都会被自己的护照击败。但假如是“世界公民”是一种超越国界的道德担当的话，那么我愿意承认自己是“世界公民”，但这一概念并不包含在“普遍人”概念之内。成为世界公民并不意味着你自动就是普遍人，而成为普遍人也不一定意味着你同时也是世界公民。
普遍人是一种哲学性的理想，而且是一种永远也无法完成的理想，它要高于人们所熟悉并且最近一些年被频繁反思的“世界公民”。大多数人或许都未曾想到过这样一种普遍人的可能性，而只是想要成为深圳人、上海人、杭州人或纽约人，甚至以这些身份为傲。但成为普遍人也是一种值得向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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