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左派人士来说，没有什么比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戴着睡帽，思考资本主义的弊端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高深看法更容易的事情了。我也可以做到，但做这样愤世嫉俗的事情不符合我的个性。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戏剧性垮台，以及中国和越南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历史事实似乎并没有裁决纷争，反而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国家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更多的政府干预。在网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说要把资本家吊死在路灯上，而完全不考虑这样做的经济后果，仿佛自己不需要找工作一样。
在20世纪的各种试验后，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没有希望的。据说，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们要坐在守卫森严的位于莫斯科的办公室里，给超过2400万种商品确定价格。这些人既不是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也不是购买者，却要给自己见都没见过的东西确定价格。这个景象的荒谬性在我们看来是一目了然的，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却很少有人有同样的感受。而后果则不仅仅是居民们经常要排长队购买生活必需品那么简单了。所以，今天的争论一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在我眼中，这跟资本主义是同义词）中，政府究竟要扮演多少角色？
经济学并非我的专长，让我们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切入讨论。跟在经济体制的讨论一样，有些人在浪漫爱情领域也对昔日的社会主义体制有一种古怪的怀旧感。《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叫《为什么社会主义下的女性有更好的性生活？》，作者是美国的一位苏联和东欧研究教授。文章提到，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作单位”为女性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产假和免费托儿服务，使得她们拥有了经济独立。而现在呢？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女性们的工作压力更大，导致她们回家后“没有力气跟丈夫做点什么”。有研究表明，相比于西德或统一后的德国，东德女性有更多次数的性高潮，也有更好的性满意度。总之，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有更多“闲暇”，也就是有了更多私人时间，所以有利于更多的和更满意的性生活。
其实，我们不需要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给我们提供实例，我们也知道私人时间对于性生活的重要。假如现在有一男一女流落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他们白天除了要想尽办法生存下去，晚上无事可做，那么当然性生活也会比平常人更多和更好。所以，关键的相关性在于闲暇和性生活，而不是社会主义和性生活。当然，社会主义提供了闲暇，但古代世界也提供了更多闲暇。虽然古人没有给我们留下性生活满意度的资料，但假如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古人的性生活满意度要好于今日的人，我也不会感到惊讶。许多人对古代人的生活往往有这样的想象：没有电灯，晚上无事可做，于是只知道“睡觉”。这个想象很有可能是对的。
然而，性生活满意度不等于浪漫爱情。性生活主要是生理方面的愉悦和满足，而浪漫爱情主要是一种精神生活，虽然性构成了浪漫爱情的根基，但这毕竟不是浪漫爱情的表征。
那么，浪漫生活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又有什么差别呢？由于浪漫爱情不像性生活那样可以被量化，所以我们找不到直接的对比资料。不过，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改革开放后，自由恋爱的观念才重新复兴起来。说是“复兴”，是因为在民国时期，青年学生和有教养阶层已经树立起了自由恋爱的观念。而在两个崇尚自由恋爱的时期中间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只见家庭，而很难见到浪漫爱情。浪漫爱情当然是存在的，崇尚浪漫爱情却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要受到批判的观念。
不过，这篇文章并不旨在从正面分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浪漫爱情的一般性关系，因为这对于一篇文章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接下来我要回应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评。
现在，一些来自左派知识分子的杞人忧天的、玩世不恭的言论经常萦绕在我们耳边，那就是资本主义正在伤害浪漫爱情，其他可以使用的语词包括“终结”“异化”“衰亡”等等。据说，拉康曾说：“资本主义话语除权了阉割，它不想了解关于爱情的任何事！”。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说拉康的观点“完全正确”，她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爱的终结》（La Fin de l’amour），使自己成为了浪漫爱情的最新末日预言家。不需要说，上野千鹤子也跻身于批判资本主义和浪漫爱情的社会学家的行列。
我们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艾里希·弗洛姆的看法，他是德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法兰克福学派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了大量理论，并且一般地对现代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
我在给纳撒尼尔·布兰登的书写的书评里已经提到过弗洛姆的爱情基础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而布兰登也对此做了点名批评。弗洛姆承认了浪漫爱情的独占性，但是却古怪地认为这不具有正当性——他这样写道：“人就其本质来看都是一样的，我们既是整体的部分，又是整体，因此实际上爱谁都一样。”这有如疯人院般的话语完全不符合绝大多数人对浪漫爱情的常感。看来，我们也应该怀疑弗洛姆作为心理学家的资质的正当性。
弗洛姆的著作《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第三章的名字叫《爱情及其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衰亡》。就像每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使得“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据说，“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在这一背景下，个人就是要“努力地适应进行交换、接受和消费的要求。”，也就是变成了“自动机器”。弗洛姆接着写道：
在这一异化了的结构中，人在爱情上的基本要求是“结伴”思想，这在婚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无数宣传美满婚姻的文章中，一对毫无摩擦的伴侣被奉为是理想的结合。这一宣传同社会要求职员应得心应手的标准毫无两样。这个职员必须“相应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宽容，同时又具有进取心，对生活的要求又很高。正像婚姻顾问对我们介绍的那样，一个丈夫应该理解他的“妻子”，并是他的助手。他应该赞赏她妻子的新衣服，也要称赞她做的饭菜。而每当丈夫疲劳不堪、怨气十足地回家来时，妻子则应该体谅他，当丈夫谈到职业上的麻烦事时，妻子应该注意听他讲。如果丈夫忘记了她的生日，妻子不应该生气，而应该通情达理。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表明这两个人地关系如上了油一样毫无摩擦，但这两个人一辈子都会互不了解，永远达不到“中心关系”，而是敬如宾客，只是尽力使对方舒适而已。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在“爱情”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
最后，弗洛姆把这种毫无摩擦的结伴性质的婚姻观念看成是“西方社会中爱情衰亡的形式”，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婚姻中展现出自己的个性。
《爱的艺术》出版于1956年，距今过去了快70年，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很好地检验弗洛姆的这一末日预言——很简单，他错了。浪漫爱情如今在西方社会处于人类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当然，这不意味着做到了完美，而且我们的确能看到很多问题，尤其是Tinder时代以来的各种令人忧虑的现象，但也只有像伊娃·易洛思这样的货色才会把这些现象说成是浪漫爱情的终结。最近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和日本，超过80%左右的年轻女性认为，即便一个潜在伴侣达到了自己的所有要求，但如果双方没有生成浪漫爱情，那么她们不会考虑与之结婚。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美国是在70年代实现了这一浪漫爱情观念的普遍化的，日本几乎与之同步。而弗洛姆所描述的这种理想的夫妻形象，跟今天的理想的浪漫爱情的伴侣的形象大相径庭。
弗洛姆所提到的他那个年代的关于宣传爱情的文章的写法——1938年的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遵循的是同样的写法——在今天的英文互联网已经很难找到了。实际上，后来再版的《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删除了卡耐基关于婚姻的教诲。如果有读者想了解现在关于爱情的文章，可以浏览《纽约时报》《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尤其是《纽约时报》的Modern Love专栏。这些作者谈论的是真正的浪漫爱情，跟弗洛姆自己读到的那些关于爱情的文章相比是天差地别的。
那么，弗洛姆究竟错在了哪里呢？我认为他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他混淆了婚姻和浪漫爱情。婚姻不等于浪漫爱情，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跟今天的美国流行的“自我实现式婚姻”不同，50年代的美国的主流婚姻观念的确是“友伴式婚姻”的概念——弗洛姆正确地把捉到了这一点，但是却混淆了婚姻和浪漫爱情。他所谈到的毫无摩擦的理想夫妻形象，其实只是一种理想的婚姻范型，而跟浪漫爱情没有关系。在友伴式婚姻之中，浪漫爱情还没有完成跟婚姻的结合，这要等到70年代以后才大规模铺开。换句话说，浪漫爱情在弗洛姆那个年代不是衰亡了，而是还没有开始。在今天，理想的婚姻范型也不是弗洛姆所说的毫无摩擦的夫妻关系，而是一对真正相爱的知道如何正确处理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且走向自我实现的夫妻关系。
第二，友伴式婚姻的原因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左派知识分子经常以为自己找到了事情的根本原因——这种貌似深刻的外观迷倒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但其实事情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在友伴式婚姻的时代，女性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家庭主妇，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才决定了友伴式婚姻的理想范型。男人是家庭的经济来源，而女人则是家庭的管理员，在这种情况下，为丈夫提供情绪支持也常被认为是女人的家庭主妇的工作的一部分（虽然这未必是责任）。当然，丈夫也意识到自己也为妻子提供情绪支持，毕竟对方并不是一个弗洛姆所说的“自动机器”，而是处于情绪波动中。如果丈夫回到家中跟一个不快乐的妻子待在一起，自己也不会好过。
第三，弗洛姆阅读的所谓宣传爱情的书籍看起来主要是他那个时代的婚姻自助读物，而他却错误地跑到自助读物里去寻找婚姻的理想范型。这就像跑去问汽车修理工什么是好车，而不是去问汽车企业里的设计师或者广大汽车爱好者。修理工所理解的好车当然是故障率低、可维修性好的车，但这只是汽车设计师所考虑的一个维度。而且，他那个年代的自助读物相比于今天的自助读物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当粗线条的（这也是卡耐基的书的再版版本只包含部分内容的原因），而且做法也很粗暴。它们直接提供一个完美的榜样，而并不操心人们怎样才能做到。所以，那些自助读物提供了一个根本无法做到的没有摩擦的夫妻形象，而这不是婚姻的理想范型，而是一部婚姻维修手册而已。
要不是历史已经证明了弗洛姆的错误，有些《爱的艺术》的读者可能会对他的自以为是的言谈信以为真。但可惜的是，今天的许多读者即便已经把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抛在了身后，但却还是没有批判性地阅读《爱的艺术》，而且还可能受到上野千鹤子或伊娃·易洛思那样的货色的影响，武断地认为资本主义正在葬送浪漫爱情。资本主义与浪漫爱情的关系很复杂，但我们首先应该承认主要的积极的方面，再去看待那些弊端，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全局来把握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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