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十年里，人文社会科学逐渐发展出一种显著的结构至上的取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结构决定一切的观点。社会结构仿佛成了一种包打天下的解释工具，可以方便地替代个体的自我反思。于是，将责任外推成了一种常态，结构性的解释也常常演变成了一种逃避责任的借口。
左翼人士是最容易犯这种外部归因错误的人群。因为他们的基本观念就是社会结构至上的，并且倾向于把所有问题都归诸于社会结构。
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心理机制。接下来我将尝试进行分析，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在最近几年开始同情甚至支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这种分析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的情况，而主要适用于那些更多出于情绪性原因做出这种观念改变的人。
首先，存在着一种不满意，它可以表现为怨恨和愤怒的形式。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这种不满意的根源是来自成为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人士的愿景的焦虑。在美国，生活成本上升，房价高、教育负债重、医疗成本高、工资停滞；谋杀联合健康保险CEO的案件成为了标志性事件。而在中国，由于经济几乎肯定已经陷入通缩，所以生活成本在下降，尤其是房价在下降，但是工资下降得更多，失业也很普遍；资本家没有被谋杀，而是在自己跳楼，或者移民。两国的情况都使得他们比以往时代的人更难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
其次，不满意作为一种心理能量，需要找到贯注的对象，而由于人类固有的攻击倾向，这在许多人那里就表现为攻击倾向的释放。攻击倾向注定是要朝向外部而不是自己的，所以这些人绝对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通常只需要派出父亲去工作，他的工资就可以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到了21世纪，中产阶级家庭几乎必须要派出两个人去工作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而在最近一些年，美国年轻人的焦虑已经愈发明显。诚然，假如没有专业的经济学知识，这一切都很难被理解。但即便这些年轻人听了经济学家的话，也无法回答他们心中真正的困惑，因为经济学家只会从具体机制方面给出一些科学上的解释，但他们真正想要的则是一个可以用来释放攻击倾向的替罪羊。
资本主义、资本家和资本就是这样一个替罪羊，并且在美国和中国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美国，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支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希望取代资本主义。他们把自己的不满意归咎于华尔街，归咎于马斯克、贝索斯和扎克伯格，归咎于特朗普，归咎于军工复合体，并且把伯尼·桑德斯和AOC视为救世主。而在中国， 情况则更加轻浮，许多年轻人在谈论要把资本家吊路灯，还有学者在谈论废除私有制。毛粉的主体曾经主要是老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加入进来了，于是许多上班族在去996的地铁上阅读毛选。全世界或许没有哪国的年轻人像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一样如此轻佻地谈论资本。大多数分析认为这些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都是年轻人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意。
社会主义暂且不论，但只要信奉共产主义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显然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其攻击倾向就是不言而喻的。2018年，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出危险信号时，网上也出现了要废除私有制和民营企业的声音。那一年，我听过泰康人寿老板陈东升的一个演讲，他提到，现在有些人在网上说要废除民营企业，但是，民营企业提供了绝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假如没有了民营企业，由此造成的大量失业将会造成社会动乱。但同时以及以后的情况则是截然相反：许多年轻人一边发愁找不到工作，一边大骂资本家剥削，并扬言要准备路灯。歌德曾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支持法国革命，是因为他受魏玛宫廷雇佣，不愿吃饭砸锅。那么那些这些年轻人是不是也在吃饭砸锅呢？
当然，我并不是要为资本家说好话。我认为，资本家的确有压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的内在倾向——但是，这就像你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会选择品质相似前提下价格更低的那个商品一样，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理性行为。不过，资本家压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长的内在倾向会被市场机制和法规所调和，这在西方国家相对做得更好。而在中国，众所周知，《劳动法》是失灵了，而且是有意的失灵了。同时市场也失灵了，按理来说，市场会通过工人跳槽惩罚企业、高离职率抬高成本、舆论批判降低品牌声誉、高离职者抗议这些方式来对这些资本家进行处分，但这在中国也并没有发生。
资本主义、资本家和资本其实只是替罪羊，他们是在代为受过。左翼人士把由不满所推动的攻击倾向发泄在这些事物上面，却只是一种目的受抑制的冲动。“目的受抑制的冲动”概念来自弗洛伊德，他指的是人类的性冲动在很多场合无法直接得到满足，但是其力比多能量又不会消失，于是便转向其他场合来寻求满足，而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力比多能量受到了抑制。这里借用这个概念就是想说，左翼人士的不满没有直接得到满足，而是也拐弯抹角地找到满足——而这就意味着存在着抑制。这里的抑制是在无意识层面自动完成的。
左翼人士抑制了什么？这需要分情况讨论，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左翼人士压抑了不同的东西。
对于美国左翼来说，乍一看，他们具有批评所有建制性东西的自由，不仅包括资本主义，还包括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但是，资本主义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不适宜作为批评生活成本上升的对象，因为总是有更具针对性的原因可以找到。假如你今天出门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你当然可以埋怨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上帝，但这种埋怨由于缺乏针对性，却是很荒唐的。资本主义是任何经济现象的原因，而埋怨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埋怨整个系统，这多少有些愤世嫉俗的味道。而且假如你在自己购买的股票价格上涨时忘记了资本主义的好，而是在生活成本上升时才想起资本主义并痛骂之，那么这就是不公正的。
所以，当生活成本上升时，假如一个人想要理解背后的原因，应该了解背后的经济学解释，而人们往往会发现这背后的机制往往很复杂，而这样也会导致攻击倾向无处释放。在这种情况下，埋怨整个体系就相当于把自己退行到了原始人的水平——对于原始人来说，发生一场洪水却不能理解原因，那就一定是掌管河水的神灵的错误，应该把这个神灵的雕像拖出来殴打一顿。
对于中国左翼来说，则不仅有着跟美国人同样的情况，而且还有更加明确的压抑对象。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中国的情况要更加典型。最近有一段来自中国的街头采访视频广为流传，博主随机询问路人“什么是恐怖主义”，那位路人说：“我所理解的恐怖主义就是，身边人不断地提醒和告诫我，说话要小心。”压抑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中国是一个压抑的国度。最近的南京红姐事件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性压抑问题，但是思想的压抑则还没有被广泛注意。当在少数时候压抑被短暂突破，也往往会让观察家们感到惊讶——如最近发生在江油的事件。
以996为例，愤怒的洪水经常流向了资本家，但少数人其实知道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流向。有些人知道但不说。有一位知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做讲座，听众提问关于996的问题，他却顾左右而言他——所有听众都知道了他在抑制着什么，而且他也肯定知道些什么，不然的话，他大可以安全地攻击资本主义，因为这是他的老本行。但其实，由于资本家具有延长工作时间的内在倾向，所以阻止996发生的责任其实并不在资本家，否则这就是在让资本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压缩工时的运动主要靠三样东西：首先是工会运动，其次是劳动法规，最次是自由市场的调节，而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资本家的善心。工会、劳动法和自由市场这三样东西在中国都主要是存在于形式上。问题显然出在国家上，于是在网上（如知乎）的一些较为隐秘的讨论中存在大量国家和资本家合谋的理论，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除了来自国家的原因，还有来自群众的原因。一些知名996科技血汗工厂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热捧，其中一些成为“国货之光”或“宗教品牌”，网上对产品的任何批评——哪怕是合理的批评——也会遭遇删帖、封号和辱骂的对待。于是，这些企业和企业主仿佛已经不是资本家了，而摇身一变民族英雄。任正非、王传福和雷军不是资本家，但马云是资本家，因为马云没有搞出“国货之光”。所以，在这些情况中，被抑制的不仅是国家，甚至包括资本家，因为这几个人不是资本家。
总之，出于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焦虑，许多中国年轻人感到不满，但是由于多年来的规训或“超我”的压抑，他们无法将愤怒贯注到国家，而是贯注给资本家，尽管他们仰赖资本家给自己提供一份工作以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于是，他们成为了左翼，其中有些还成为毛粉。当然，这个解释并不适用于所有左翼人士，而只是适用于最近一些年投入左翼怀抱的年轻人的情况。精神分析为左派思潮的流行提供了一种解释：这是一种目的受压抑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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