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探讨中，我已经提出，年轻人一窝蜂进入体制，长期来看是经济增长时期的后果或后遗症，短期来看是最近经济下行时期的避险心理。我已经强调了广受忽视的长期因素，而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短期因素。的确，在最近几年，许多年轻人是出于对当下经济下行的感知和未来可能会更糟的预期而进入体制的。毕竟在饥荒来临的时候，拿到一个铁饭碗就可以确保有一碗饭吃，哪里还敢奢求其他什么东西呢？这看起来相当符合理性。
不过，最近我愈发感觉到，在经济下行期一窝蜂进入体制，这有点像股市里的散户在股价下跌时集体抛售股票的非理性恐慌心理。这些进入体制的人和那些撤离股市的散户的心态是一样的：情况在变糟、而且看起来会越来越糟，于是马上撤离，把自己的收益固着起来。其中有些人的运气比较好，撤离的时候的资产高于进入时的资本；而有些人的遭遇就没有这么好了，他们撤离时的资产大大少于进入时的资本。
但不同的是，散户们所固着的东西是自己的资产，而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所固着的则是自己的才能。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进入体制所包括的仅仅是公务员和其他类似事业编人员，不包括国企、公立医院和学校的情况。公务员这样的职业有点像白领阶层里的“普工”，也就是做一些简单的、非专业性的工作，写总结、跑文书、填材料、做记录、搞关系等，而做这样的工作显然不需要多少的学识，一个普通本科甚至专科毕业生只要在文书方面有所训练都可胜任，并不需要一个985高校的硕士。但无论对一个普通本科毕业生还是985的硕士来说，进入体制都意味着才能的固着，因为自己的专业技能无法在工作中得到磨练，而只能在各种低专业性的文书性工作中重复。
到此为止，我还没有讲出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早在21世纪头10年的第一波考公热中，同样的话已经以各种不同方式被很多人说过了——总结来说，这就是人力资源的错配。一个985的硕士甚至博士去考公务员，在那时是相当违反直觉的；但现在，人们似乎或多或少已经习惯了这一趋势，似乎一个985的硕士甚至博士去考公务员已经相当符合直觉。
区别在于，那个时候还是经济上升期，而现在则是经济下行期。虽然无论是什么经济周期，高水平人才去考公都意味着人力资源的错配，但现在则有了一个新的借口：人们需要在经济下行期避险，而找到铁饭碗在经济下行期是理智的。
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课题：在经济下行期进入体制有多理性？
既然在文章开头我已经类比了进入体制和散户炒股，那么不妨继续推进这一类比。1929年9月的华尔街股灾，股市在一个月内跌了近90%。从后见之明来看，最聪明的人似乎是在股灾前夜或开头就抛售股票（也就是逃顶），然后在最底部抄底的人。当然，在当时的历史中，能够做到逃顶的人已经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同时还要做到抄底了。然而，大萧条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1929年9月的股灾造成了长达二十五年的影响，因为股价要到1954年11月才恢复到股灾前的价格。换句话说，一个人假如在1929年9月持有股票，在股灾后不进行任何操作，那么要长达25年以后才能回本。如此规模的股灾和长期间的恢复没有再发生过。
彼得·林奇（Peter Lynch）促使我注意到，在大萧条后很长一段时间，许多美国人都不敢再碰股票了：
大萧条之后的20年间，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敢买股票，他们把钱存入银行，认为这样很安全。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我宁要安全，不要难过。”这样一来，钱是安全了，人却很难过，因为人们错过了20世纪50年代火红的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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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哪怕是在可怕的大萧条期间，一个人假如下定决心抄底并选对了股票，仍然会让自己资产成倍增值：
尽管1930年美国的经济已经跌到谷底，但是，因为可口可乐保持了较高的盈利水平，所以它的股价从1932年时的20美元逆势上涨到1937年时的160美元。你投资可口可乐股票的资本上涨了8倍，而周围的人则惶惶然仿佛世界末日，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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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假如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前夜或头几天逃顶，这当然是绝妙的操作，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甚至比抄底还要困难。彼得·林奇讲过一个关于化学博士多伦斯（John Thompson Dorrance）的故事：
多伦斯博士业余时间热衷于选股，他听取了经纪人的建议，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卖掉了所有的股票，这是有史以来股票经纪人给出的最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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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萧条期间及其后的股市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实际上，抛售股票或从股市撤离，这跟一个中国年轻人从市场经济中的人才市场撤离并进入体制是一样的。从股市撤离或从就业市场撤离，就意味着自己的价值被固着了。假如类比股市的情况的话，那么最聪明的也就是最理性的做法或许是：在经济下行期开始的时候离开就业市场进入体制，然后在触底反弹的时候再离开体制进入就业市场。
然而，股市和就业市场的类比的相似性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需要谈一谈二者的差异。
就业市场的灵活程度是远远不如股市的。股市的交易很简单，只要有网络，有一部手机或电脑，有资本，就可以交易了。但是出入就业市场和体制，这就属于人生重大决策，这不是那么容易下定决心的，影响这种决定的因素有很多，并不纯粹是经济上的事情。
进入就业市场还要考虑自身竞争力的因素，在体制内荒废数载后重新进入就业市场会导致自身竞争力不足，而坚持留在市场里反而会提升自己的价值。一个在1929年9月坚持持有股票的人或许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的价值下跌90%，但一个在经济下行期坚持留在市场经济中的人尽管可能会切身感受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经验却是在持续上升的。换句话说，坚持留在市场经济里面的人的价值其实是在上升的，而那些离开市场经济并进入体制的人的价值却已经不再变动了，甚至随着时间而自然下降。所以说，说进入体制就意味着“人生一眼望到头”，道理就在这里——他们永远地把自己固着了。而且，哪怕一个身在体制内的人在经济触底反弹的时候决定离开体制并进入市场，但由于这个人在体制内没有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就业竞争力是无法跟那些坚持留在市场内的人相提并论的。
之前我已经以汽修工和公务员为例探讨了金饭碗和铁饭碗的区别，自身专业能力就是金饭碗，而体制内的工作就是铁饭碗。无论是什么经济周期，只要人们还开车，那么车就可能出现问题，车主们就不得不寻求汽修工的帮助，而假如自己的修车技艺高超，那么这就是一个实打实的金饭碗，它的价值要比铁饭碗高千万倍。的确，有些行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大，但只要这些行业不会灭亡，那么就可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来调和外部的经济周期的影响。选对了行业并加大力度投入，就像是在美国大萧条期间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所以，假如有一个人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编程技能，另一个人过独木桥进入体制，后者即便在短期内或许过上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但时间最终将会表彰前者。
要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或许要不得不区分主观上的理性和客观上的理性。在判断华尔街股灾和整个大萧条期间的操作是否理性时，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了事情的结局，并根据这种结局来判断他们的选择是否理性——这是客观上的理性，因为他们有可能是在误打误撞。但是，没有人是预言家，我们不知道中国未来的图景会是怎么样的。而假如接下来几十年经济一直是低迷下行的，那么进入体制或许终将被证明是客观上理性的，尽管它依然不是所有符合客观理性的途径中最好的选择。但即便如此，既然公务员降薪和延迟发工资已经在各地出现，为什么不会预期它会在未来继续出现呢？
大多数选择考公的人在主观上不是理性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或很少思考过中国的未来，也没有思考过自废武功的代价，也没有等待着触底反弹并离开体制的时机。人们尽可以私下地进行思考，而假如思考的结果无法在公共平台公开表达出来，那么至少要私下保留这种思考，并根据思考来做出决策。但大多数人没有或很少思考过。实际上，正如我已经提到的，离开市场进入体制很像散户抛售股票，这是受集体的非理性的恐慌所驱动的，而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绝大多数考公的年轻人是打算在体制内待一辈子的，因为体制内的退休金是他们的考虑因素之一，而这意味着永远地离开了市场。
总之，在经济下行期进入体制很难说是理性的，而毋宁说是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在这种恐慌中，他们贱卖了自己的价值，并忽视了自己的潜力。我奉劝所有有进入体制考虑的人应该再三思考自己的这一考虑有多理性。当然，此时此刻只能给出临时的评估，因为最终的检验将留待“中国的未来”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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